【谁来“管理”管理者】 二级人力资源管理师报考条件
时间：2019-02-16 05:32:57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在道格拉斯・诺思看来，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但令人困惑的是，一些组织在争取自己组织最大利益的同时，社会有一种强力迫使它满足社会的利益，而在有的情况下，各种组织仅仅以获取个人或组织的最大利益为目标，这种组织利用职权去捞取“属于自己”的利益。更令人不解的是，为组织谋取利益的，尽管违害了社会的整体利益，但并不算是犯罪，而只算犯“错误”！还有的人说管理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在此种情况下管理成为组织生产必备的条件，而在彼种条件下，管理仅仅是靠责任心、个人品德，甚或说完全取决于一个好厂长，那么，谁“管理”管理者呢？“管理”管理者的财产责任谁来承担呢？在私有产权下，管理管理者的财产约束由其个人承担，甚至以跳楼为成本代价，而在公有产权下，谁来负最终责任呢？
问题的解决只有靠制度、规则，尤其是经济制度，迫使有关当事人在实现个人利益的同时，必须满足社会的利益。否则，将受制度的严厉制裁，甚至以生命为代价。公正的制度将改变人的行为和行为预期，迫使人与客观物质对象的结合方式发生变化，这又是通过改变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方式而实现的。经济制度是通过权利规则、利益规则和义务、责任规则边界的设定和公平配置来完成的。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有关规则的边界是否清晰；另一方面，相关规则配置是否公平、合理，也就是说是否有利于效率的产生。规则配置不当表现为以下几种情况，报酬(利益)过小，而义务太多；权利过多，而义务太少；利益与权利过大，而责任太小；或有权利而无义务；有义务而无权利；等等，都会影响效率，改变人与客观物质对象的结合方式，以及人们的行为方式。
那么，为什么人类不能完全实现这种“理想”的制度安排呢？从客观上说，人类的理性还达不到尽善尽美的程度，找不到一种理想的制度，因为制度也是稀缺的。再者，还不能对自己制订的规则、制度的行为后果，作出准确的预期，规则是否适应千变万化的客观实际，以及它在执行中会遇到哪些问题，人们是不可能准确预知的，只能是错了再试。从错误中汲取教训，从而去完善制度。但是，从根本上说，由于社会是分为集团和组织的，这些集团和组织的行为规则如何，直接决定着整个社会的规则和行为方式。这些众多的社会集团、组织之间的联系方式――规则，是最高层次的规则形式。如果社会集团、组织之间实现了均衡、对称和相互约束、相互制约，即制衡，那么，整个社会宏观的权利、义务、利益规则便可以实现均衡 ，这种均衡是有效率的必要条件之一。
但是，人们不仅要问，实现了这种均衡为什么在有的社会也并没有高效率呢？其中的另一个必要条件是，这些集团所代表的利益是否仅仅是本集团的利益。如果是这样，社会将在分配既得利益的过程中僵化；如果不是，社会将在对瓜分新产生的利益的进程(即生产性努力)中加速发展。
有了合理的制度结构，还必须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具体制度安排。最重要的内容包括四个方面：一是产权安排；二是社会机制的配置；三是收入分配制度安排；四是社会补偿性制度安排。
产权，是一个社会经济权利的微观基础性制度设计。它规定了人赖以生存的物权，其根本特征是人格权的平等，尽管每个人占有的物权是不可能平等的；它承认财产所有者人格权权利的平等，尽管物权有可能对人的“人格权”造成侵害。产权的设计，包括对私有产权和公有产权的制度安排两个方面。尽管二者各自的所有者主体不同，但设计这些制度的原则应该是完全平等的。对这些制度的设计都必须包括占有、使用、处分、收益四项权能、他物权、债权和合同的规则安排。同时，产权的安排，还必须使各项权能对称；每一项权能规则边界清楚；规则还应包括违犯规则所受的惩罚规则；以及对执行规则的人约束的规则，等等。从某种意义上讲，对规则执行者而制定的规则是更为重要的。
但在现实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两种情况是，不是公权侵害私权，就是私权侵害公权。而后一种情况更为普遍。其根本原因在于，公权的产权不清晰，私权的产权边界也不清晰，它们所共同利用的是制度设计不严谨这个漏洞。
前面已说过，要设计一个严密的制度，有一个必要条件，就是立法者必须维护全社会的共同利益，法律所维护的是全体人民的最大福利。而要实现这一点，必须具备一个前提，就是对立法者的位置进行竞争，当全体公民对立法者不满意时，就让彼立法者登上这个宝座，循环往复，一直到公民满意为止。当然这个过程又是通过程序规则来实现的。大浪淘沙，适者生存，万事万物莫不如此。
真正的难点，还在于如何设计公有制的产权上。公有的财产，且不论其渊源如何，是“大家”的财产，是毋庸置疑的。为什么设计这样的财产规则，就十分困难呢？原因是多方面。财产是用来获取收益的，要取得收益，财产必须流动起来，这就产生了一个悖论：财产增值的利益由谁分享？由于财产所有者不可能都去使用、占有财产，如果让使用财产的少部分人分享“大家”的财产收益，公有产权的所有者不能答应；如果让产权所有者享受收益，使用者没有动力，造成激励机制失灵，为解决这个矛盾，现实中采用了国家所有制的形式。但是这个矛盾仍然没有解决。还有第三种办法，就是让作为所有者的代表――国家与使用者共同分享这个财产增值的收益。如果能够确定一个标准，既可以使所有者满意，又能激励财产经营者的话，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了。但是从理论上说，所有者必须选出一个代表组织，经营者也必须有一个代表组织，并由所有者对经营者进行监督管理，这就需要一笔交易费用和代理费用，这笔费用数额之大，在经济上不划算，足可以抵销收益。这姑且不论。根本的问题在于，经营风险由谁来承担，如果企业破产，只能破所有者的产，而财产又是全体人民的，由国家代行职权的，经营者拿什么承担经营责任呢？这就导致“拿社会的财产，而不是拿自己的财产来进行昌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二十五卷，第497页)
如果不能解决经营风险这个难题，所谓的自主经营、自我开展、两权分离都是一句空话。只负盈不负亏，并不是什么真正的企业，而是利用别人的财产为自己挣钱，是作无本生意。什么是市场经济所要求的产权制度？所谓市场，就是一种选择、淘汰，适者生存，优胜劣败。市场通过对投入、产出、分配的选择，使那些在竞争中失败的企业、个人、机构，即市场主体淘汰，通过这种机制，使社会资源不断配置到社会最需要的领域去。实现这个过程的最根本的前提，是市场主体拿自己的财产、才能、荣誉、社会地位、甚至生命去冒险，而财产又是最关键的约束条件。如果市场主体没有自己的财产，就用不着也不可能去冒险，有自己财产的人，才能去冒险。否则，如果拿国家和全体人民的财产去冒险，是一种变相剥削和赌博。
从宏观上看，对全社会来讲，设计什么样的制度安排，对于微观的、个体的效率有决定性的影响。一般而言，设计宏观的制度标准是，在满足个体利益的同时，必须使其实现社会的目标，使社会参与者，如机构、个人、家庭、社会组织，在为自己争得利益的同时，不得不也要满足社会的利益。也就是像庇古所言的，使个人边际纯产值等于社会边际纯产值。当然，这个设计的实现也要以立法者的公正为前提，而能使立法者公正的前提，必须是能对立法者进行有效的竞争和规则约束，而实现这种竞争又以集团的均衡为条件。在一个立法者与执法者争相设租的社会，安排这种机制，确实有点天方夜谈，这也是经济学家的天真之处。
社会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的均衡，首先表现在收入分配规则的公正、平等上。所谓收入分配的平等，是指在市场规则公正有效的前提下，按照平等、等价交换的原则，按照每个人向市场提供的劳动、资本、土地、企业家才能获得相应的报酬。这实际上是一个效率原则，是骡子是马必须拉出来遛遛。不如此，就不能向生产者和消费者提供有效的激励，就会使各种资源，出师未捷身先死，浪费在无形之中。
但是，按照这样的原则分配收入，是以承认个人禀赋、财产占有的事实上的不平等为条件的。由于每个人的天赋是不相同的，每个人的财富也是不一样的，这就会引起收入的差别。加之竞争又是连续的一个过程，财富会衍生收入，动态的收入流量总是积淀为财富存量。从长期的动态观点来看，收入差距悬殊，导致两极分化是必然的。但要把收入拉平，搞人人有饭吃的大锅饭、铁饭碗式的平均主义分配制度，必然损害财富所有者和能者的积极性。这就产生一个悖论：要根据市场经济的效率原则行事，必然会带来收入悬殊，最终破坏效率；但要实行收入均等化(不是平均)的分配原则，也会损害效率。如何解决这个难题呢？
持有不同价值观的经济学家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不同。诺贝尔经济学纪念奖获得者科斯认为，只要法定的权利可以自由交换，或者只要交易成本零，或者只要市场是完全竞争的，不论财产权的初始分配如何，都可以通过不同所有者之间的权利自由交换，而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从短期和静态的角度看，这个观点是正确的。因为只要充分界定了产权，交易成本就会降低，生产成本也会减少，资源就会配置到市场最需要的部门中去。但是，从动态的、长期的、宏观的观点看，财富、收入两极分化，会严重影响宏观效率和社会效率。
为什么这样说呢？理由有四点。第一，收入有一定差别，有助于形成层次性的需求结构(根据莫底里安尼的研究，富者的储蓄倾向，并不一定比穷者高)，并影响相应的供给结构，有利于新技术的开发和应用。但是，收入差距大到一定程度，会使收入低者有效购买力萎缩，有效需求减少，会从整个社会范围内造成需求与供给的不均衡，消费者主权不能有效约束生产者主权，导致生产过剩，破坏效率；第二，收入两极分化，对社会运行机制造成双重后果：一方面，对众多的穷者的社会激励失效，极低的收入无法激发穷者的奋斗精神；另一方面，富者掌握了大量的财富，会侵害社会约束机制。为富者不仁，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个道理。社会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的失灵，会从宏观上破坏一个社会的均衡状态，社会不稳定、无序是必然发生的；第三，暴富者掌握了一部分财产权，会千方百计地寻租，寻租与设租者的结合，会严重破坏规则的执行。更为严重的是，多元化的分配格局，会导致立法者和执法者的多元化，这种不均衡的多元化，形成利益刚性，导致特殊社会集团的产生，将从根本上导致社会的反动、僵化和停滞。第四，收入两极分化，会使竞争机会不均等，一个身无分文的要饭花子和一个腰缠万贯的富翁，竞争机会肯定是不一样的。
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应该怎样防止收入、财富两极分化呢？这就需要建立社会补偿机制。其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根据效率原则，收入两极分化会严重影响效率；二是在市场竞争中的失败者、劣汰者，以及鳏寡孤独，老弱病残者，也应有一定的收入，这有利于社会稳定机制的建立。根据天赋人权原则，每一个人都应该享有平等、自由、博爱的权利。当然，这些权利的实现又是以社会的高效率为基础的。
那么，怎样实现这种社会补偿机制呢？即，社会的组织者――政府，根据效率原则和公正的经济规则和人道主义原则，将高收入者那里“拿出”一部分收入，转让给没有劳动能力的人和低收入者，形成社会保障机制。“高收入”的“高”和低收入者“低”的判定，由政府决定。调节收入的制度规则多种多样，如个人所得税、财产税、遗产税、赠予税等等，将高收入者的收入收归国有；对收入者的保障形式也多种多样，如社会保险、失业救济金、医疗伤残保险、社会救济、优抚安置，等等。但是，这种社会补偿机制的实现，也必须以政府的公正为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