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文学评论界的黑脸包公 黑脸的包公

　　半个世纪前,一位三十几岁的青年从波兰来到西德,手里拎着个小提箱,里边只有一架打字机和几本书,急于要找工作,经人介绍来到当时担任德国西南广播电台编辑的霍斯特・克吕格尔家里。这青年情绪十分激动,一直在房间里来回走着,嘴里不停地讲着话。令克吕格尔先生惊奇的是,使这位青年如此激动不安的不是当时知识分子异常关注的阿登纳政府的方针政策,也不是人们担忧的原子弹的威胁,更不是他如何在西方站住脚跟的迫在眉睫的困境,而是德国文学的现状,他显然在摩拳擦掌准备进行改变。克吕格尔感到这个谈及文学便热血沸腾的青年,一旦得到合适的工作,日后必然迅速登上事业顶峰。他的预言不久便得到应验。这青年便是后来被称为“文学教皇”的赖希-拉尼茨基。他很快就因为文学评论而崭露头角,得到了为报纸撰稿的机会。他的评论在知识界反响强烈,也颇为普通读者所青睐,于是社科类重量级报刊《时代周报》约他担任文学评论员,一干就是十二年。德国最具影响力的全国性大报《法兰克福汇报》一俟他离开《时代周报》,便聘请他主持文学和文学生活版面。十五年后,虽然离开主编岗位,但仍然继续主编诗评专栏“法兰克福诗选”。同时他应邀于一九五八至一九六七年参加一年一度的“四七文学社”朗读新作活动。“四七文学社”对德国“二战”后文学的发展贡献卓著,德国当代重要作家如伯尔、格拉斯、巴赫曼、瓦尔泽等都曾在这里获奖。一九七七至一九八六年,他出任克拉根福特市巴赫曼评奖委员会首席评委,许多有才华的青年从这里走上文坛。一九八八至二○○一年他主持了德国电视二台推出的“文学四人谈”节目,在读书界引起强烈反响。 在此期间他出版了多部文学评论选集和作家评论专集,评论了从莱辛、歌德、海涅、冯塔纳、托马斯・曼、卡夫卡、布莱希特到当代作家伯尔、格拉斯、弗里施、伯恩哈德等一系列重要作家和作品。他还主编了多种文学作品选集。二○○二至二○○六年,他与岛屿出版社合作,出版了由他编选的《德国文学范本选》,包括散文、长短篇小说、诗歌和戏剧五种共五十卷,其他一些出版社也加盟出版。同时,他被国内外许多大学聘为客座教授和名誉教授。演讲、讲学的足迹遍及欧洲、北美和亚洲。他无疑是德国文学史上一位重要的评论家,对文学生活影响之大无人能与之相比。无论钦佩他的人还是反对他的人,都不能缺失对他的依赖,有位作家的话很有代表性:“他评论我,故我在。” 他还在世就成为神话传奇了。
　　赖希-拉尼茨基的成功源于他对德国文学从心底里发出的热爱。他出生在波兰一个犹太家庭,母亲原籍德国,坚决主张把儿子送到柏林读书。赖希-拉尼茨基以优异的成绩在柏林一所高级中学毕业,德语成绩尤为突出,任课教师曾对他说,你将来会成为评论家,足见他年纪很轻便显露出文学评论的才华。一九三八年纳粹德国迫害犹太人,他被遣送回波兰。德国法西斯的罪恶战争夺去了他父母及许多亲人的生命,继续深造的梦想也随之破灭。战后,因熟练的德语技能他在波兰与德国文化交往中做过不少事情,甚至担任过驻外领事,但终因所谓政治上不坚定而被投入监牢。身陷囹圄的他,手捧着安娜・西格斯的小说《第七个十字架》,那颗始终与文学割舍不断的心再次剧烈跳动起来,他认识到德国文学才是他的精神家园,他这一生最热爱并有能力从事的工作不是别的什么,只能是文学批评。出狱后他以为报刊撰写书评谋生,经过几年的学习、实践和积累,他决定到德国去,将评论德国文学作为毕生的职业,于是有了本文开始的那一幕。
　　文学就是他存在的核心,是他生命的依托,甚至可以说文学还是他的救命恩人。那是一九四三年,他与妻子从运往克雷布林卡集中营(实际上就是用煤气毒害犹太人的地方)的行列里侥幸逃脱出来,躲在一个排字工人家里。食品的紧缺,以及随时因窝藏犹太人而招致的生命危险,让这家人常常无法坚持继续收留他们。在那漫长的冬夜里,是文学作品故事将他们联系在一起,赖希-拉尼茨基生动讲述的《少年维特之烦恼》、《阴谋与爱情》、《艾菲・布里斯特》和《哈姆雷特》等文学作品愉悦了他们,成为他们必不可少的精神食粮,让他和他们一起坚持到了苏联红军的到来。
　　赖希-拉尼茨基成功的另一方面原因,是他渊博的文学知识。一位文学评论家应该非常熟悉本国和相关的外国文学史,同时还要对哲学、社会学、心理学,以及艺术、音乐等方面有较好的素养。他博闻强记,德国文学重要作家的作品烂熟于心,他能随时随地引用作家和评论家的著作来强调他要说明的观点。什么作品是好的,什么作品是不好的,以及为什么是这样,他心中都有许多具体例证。他不写诗,不写小说,不写散文随笔,只写文学评论。他一生全神贯注,满腔热忱去做的就是这一件事。他的知识结构建立在对德国启蒙主义、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表现主义等文学流派的兼收并蓄,对莱辛、歌德、海涅等代表作家的悉心研读。在文学评论方面,他以“文学评论之父”莱辛为榜样,继承他的启蒙精神,坚持文学和文学批评都应该体现出健康的理智和道德,具体说就是注重文学的三种功能:哲学的、教育的和娱乐的。赖希-拉尼茨基尤其强调娱乐的功能。他认为,文学的娱乐功能不仅不排斥前两种功能,而且恰恰是更好地发挥它们。他的观点是有道理的。文学给予人们的娱乐是思想受到启迪得到的快乐,是精神感到愉悦带来的快乐。
　　然而,光具备这些条件还不够。作为文学批评家,赖希-拉尼茨基把自己工作的对象定位在文学爱好者身上,即为读者服务。书籍市场浩如烟海,多数是平庸的书、烂书。批评家的任务就是告诉读者什么书是好的,什么书是不好的,以及为什么。批评家就像罗马神话中守护门户的两面神,一方面是肯定、促进和帮助,另一方面是批评、阻拦和消除。“铲除那些虚伪、谬误之作,让那些平庸、丑陋之作走开,为好的、美的作品腾出地盘。”(德国浪漫派理论家、文学评论家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关于评论的论述)为达此目的,首先要求观点鲜明。赖希-拉尼茨基素以直言不讳且措辞尖锐、犀利闻名。他痛恨含糊其辞、模棱两可。尤其是遇到写得糟糕的作品,在指出其问题之后,绝不会像通常评论者那样用“尽管如此”、“虽然和但是”或者“一方面,另一方面”等搞调和与折中,相反,他往往还要措辞夸张地进一步强调作品的失败,以便给读者留下鲜明、深刻的印象。一九五八年,他一亮相“四七社”年会,他的批评风格立即让人们的精神为之一振。作家很少有不自恋的,你写文章赞扬他们的书可以,你不要指望他们会因此感谢你,不,那是因为他们的作品好,你作为文学评论家理该如此。你如果批评他们,说他们哪一本书不好,那可就罪莫大焉了!赖希-拉尼茨基不管这一套,无论你是怎样有名的大作家,不管你获得了德国最有影响的毕希纳奖,还是诺贝尔文学奖,只要你哪本书写得不好,对不起,你就别指望他能放过你。他曾毫不留情地批评对他有知遇之恩的作家伯尔(德国最高文学奖毕希纳奖得主,后来获诺贝尔文学奖),指出尽管他的短篇小说写得好,但对长篇的把握能力不够,比如《九点半打台球》,叙述角度变化太多,非看第二遍无法弄清楚是谁在讲述,惹得伯尔指责赖希-拉尼茨基的评论随心所欲没有标准。上世纪九十年代,文学创作正如日中天的君特・格拉斯(毕希纳文学奖得主,后来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小说《说来话长》也遭到赖希-拉尼茨基的狠批,《明镜》周刊封面刊登了一幅赖希-拉尼茨基把该书撕烂的漫画。他直截了当地指出,这本书从书名到内容都与德国著名作家冯塔纳相关,遗憾的是作者却没有像这位作家所擅长的那样,把抽象的思想转化成可感知的文学元素,把精神具体化,让其有血有肉,书中的议论和直接、间接引述太多。格拉斯的回应是,他赖希-拉尼茨基不过是个文学爱好者而已,言外之意:他没有受过大学教育,怎么会懂得什么是真正的文学。赖希-拉尼茨基没有读过大学,不是科班出身,他在一九六一年才第一次跨进大学讲堂,那是哥廷根大学邀请他前去演讲,他的名字前面既没有教授也没有博士头衔,但这并不妨碍他是一位真正的文学评论家。他始终坚持独立思考,绝不人云亦云。一九八一年,卡奈蒂因获诺贝尔文学奖而备受赞誉,赖希-拉尼茨基却指出这位作家的作品无论在思想上还是艺术上的水平都相当有限。随着时间的流逝,许多当年推崇卡奈蒂的人,不得不佩服赖希-拉尼茨基的眼力和胆识。他对耶利尼克和赫塔・米勒这两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也保留自己的看法。他的锋芒毕露的批评招致许多作家的憎恨。他曾批评了鲍姆加特的一本小说,二十七年后,这位作家兼文学评论家借批评赖希-拉尼茨基的书《西、东方德国文学》之机,竟说写这样一本书的人没有资格对文学发表看法。汉德克更是因为赖希-拉尼茨基批评了他的两本小说而认为他整个人不可理喻。批评家和作家之间矛盾激化以至于轰动几乎整个文化界的,当属二○○二年作家马丁・瓦泽尔发表《批评家之死》那部小说引发的争端,该书讽刺的矛头直指赖希-拉尼茨基。这位作家在多年遭受他的批评后,心中的郁闷终于爆发,用一本书来表现作家如何为批评家的话语霸权所伤害。该书在发表前就让不少人褒贬不一,发表后媒体上出现了长时间的针锋相对的争论。还有一类攻击让人匪夷所思。在《文本与评论》杂志上,作家赫尔穆特・海森比特尔有一篇文章竟称赖希-拉尼茨基精神不正常,根本没有能力写文学评论。后来人们才恍然大悟,原来赖希-拉尼茨基从事文学评论几十年没有评论过这位作家,让这位作家十分恼火,因为这等于否认他的存在。在许多作家眼中,赖希-拉尼茨基是手持大刀的刽子手,是面目狰狞的凶神恶煞。上世纪七十年代,当他被聘为《法兰克福汇报》文学部主任、同时还在多种评奖和推荐机构出任评委,登上了所谓权力顶峰时,一时间舆论大哗,嘲笑、讽刺和反对之声响成一片,甚至有人惊呼,文学界法西斯专政时代开始了!如果说赖希-拉尼茨基执掌了文学的生杀大权,成为评论界拥有尚方宝剑的黑脸包公,那么,赐予它宝剑的不是皇上,而是读者这个上帝。赖希-拉尼茨基的评论不仅旗帜鲜明,而且文章写得生动,他要让读者与他分享读佳作的乐趣,要让读者与他一起鄙视那些拙劣之作,因此他的评论从不故作深奥、不刻意堆砌辞藻,尽量少用或不用外来语。他的文章语言平实而不平淡,通俗易懂的表达中闪烁着真知灼见。 比如在评论安得施的作品时,他似乎不经意间附带的一句“他的作品里总在下雨”,很风趣的一笔,但批评的力度却是毁灭性的。他喜欢用比喻去调动读者的想象力,比如,他写海涅没有归属的处境:“在法国他是德国人,在德国他是犹太人,在浪漫派里他是叛逆者,在革命派中他是怀疑者……他总是一个坐到所有椅子中间的人。”他的语句常因简短、意义深邃而让人过目不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哲学家、作家阿多诺为表达新思想运用了极富个性的、复杂的语言,到了他的学生那里则变本加厉,常常被滥用成了严重滞障交流的语言怪物,一时间充斥着媒体副刊和大学讲堂。赖希-拉尼茨基的文章无疑像横扫阴霾的清风,成为读者了解文学作品的首选,是各家报刊和出版社竞相争取的对象。
　　从上世纪六十年代算起,赖希-拉尼茨基从事文学评论整整半个世纪,作为文学评论家他对德国文学的贡献是史无前例的。
　　首先,他始终重视优秀文学传统的传承,认为让作家和读者了解历代德国文学的成就,对于促进文学健康发展十分有益。德国作家忽视传统,甚至不要传统也是有传统的。当年浪漫派就嘲讽席勒的诗歌,把《阴谋与爱情》说得一无是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成长起来的作家,普遍无视托马斯・曼对文学的重要贡献,有人甚至称他为反面作家的典型。德国文学总喜欢重新开始,杰出的作家总受到后来者的诟病,致使优秀作品得不到后世的重视,平庸之辈的作品却得以不断流传。文学评论方面也是如此,像施莱格尔这样重要的文学理论家、评论家,在身后几乎一个世纪里无人问津。赖希-拉尼茨基视研究、阐释和介绍文学传统为批评家的重要职责,也是完善批评家自己的知识结构和提高理论水平之必须。他对历代经典作家的研究和阐释,促进了德国文学和文学批评坚持以人性和人道主义为底线的价值标准。他主编了三卷《昔日小说今日读》,这是他在主编《法兰克福汇报》期间邀请著名学者、教授、文学编辑、文学史家和作家,来评论他们最喜欢读、认为最有意义的一部小说,首先登在报纸上,颇受读者欢迎,之后结集出版,极大地推动了优秀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他在一九六五至一九七二年,本着为读者挑选好小说,为好小说培养好读者的精神,编选了五卷短篇小说集,包括自一九○○至一九七二年一百六十三位作家的二百三十九部作品,受到广泛关注,他却因此被人指责为保守。殊不知没有深厚的传统功底何谈创新。其实他并不是只往后看,他也不断地发现新人新作,把那些敢于标新立异、创新的作家推荐给读者。比如是他发现了很早就运用意识流手法的克彭,人们在读了乔伊斯的作品之后才认识到克彭的价值。赖希-拉尼茨基还高度评价了具有现代或后现代特征的作家托马斯・伯恩哈德、萨拉・基尔施等,他从一开始就看好后来以小说《香水》而名声大振的帕特里克・居斯金德。
　　第二,他促进文学大踏步走向受众。除了上面已经提到的以外,赖希-拉尼茨基为推动德国诗歌的发展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那就是他在一九七三年出任《法兰克福汇报》文学部主编后,决定该报开辟占三分之一版面的诗歌评论专栏,每次发表一首诗和一篇解读文章。他邀请文学评论家、诗人、日耳曼学者、教授自主选题,新诗、旧诗不限,他只规定评论稿的长度,建议文章要写得生动、易懂。谈起欧洲文学,人们通常总是说“英国的小说”、“法国的戏剧”和“德国的诗歌”,可见德国自古以来就是“诗之国”。直到二十世纪前半期,德国诗歌仍然彪炳于欧洲文坛。但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文学受到学生运动的猛烈冲击,诗歌更是首当其冲,尤其是抒情诗,被宣布为为资本主义服务的工具,诗歌很少有人写有人读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赖希-拉尼茨基独树一帜,大张旗鼓地为诗歌的发展呐喊,为创作和欣赏诗歌提供园地。可能他自己也始料未及,一做就是几十年,直到现在。每年将发表的诗歌及评论结集出版,至今已出三十三卷,题为《法兰克福诗选》。这些文章评论了自古至今各个时期的诗歌一千八百首,堪称世界文学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这一举措的意义,还不仅仅在于出版了多少本诗集,赖希-拉尼茨基从举办书评到诗评,像指挥家一样指挥着由专家、学者、教授以及编辑和记者组成的交响乐团,大大地缩小了学院批评和媒体批评之间的距离,使后者提高了理论水平,前者联系了实际,文学评论空前普及,广大读者得到了实惠。
　　另外,莱希・拉尼茨基注意到,随着电视工业的发展,尤其在已进入电脑和网络时代的今天,文学受到前所未有的竞争和挑战。文学评论亦应利用各种媒体去争取读者、培养读者。他开始“触电”,到广播电台谈文学,上电视介绍作家和作品。这里要特别提及的是电视节目“文学四人谈”,这档由德国电视二台推出的节目完全是由他策划和导演的。没有电视节目主持人,也不炫耀视觉效果和其他娱乐手段,就是三位文学评论人和一位嘉宾,后来增加了观众。四个人当着观众的面评书,每次评论五本书,他们的发言直率、尖锐,常常争论得面红耳赤,形成激烈的论战,让这台节目颇受观众的青睐。一个纯粹的文学评论节目,而且是放在周五较晚的时段,从一九八八年初开播,一直持续到二○○一年底,长达十三年之久,观众将近百万,如此盛况实属罕见。“文学四人谈”最后一期享有很高的礼遇,德国总统约翰尼斯・劳邀请他们到总统府演播,这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空前的,可见其影响之深远,以致顶尖政治家也要借此加强自己头上的光环。德国著名出版家翁泽尔德说:“电视‘文学四人谈’使赖希-拉尼茨基成为最有影响的文学批评家,这台节目的意义不仅在于促进了文学书籍销售量的增长,更重要的是它使文学走进公众的视线,使他们认识到文学的重要。”
　　半个多世纪以来,莱希・拉尼茨基一直宠辱不惊、勇敢地坚持文学的要义,坚守文学评论家的职业道德,极大地改变了德国文学评论的面貌,使它不再如以前那样凸显书斋匠气的烦琐、隐晦和枯燥,不再谨小慎微、顺从和疲软,而是一种具有清新话语风格的、充满思辨激情的、富有挑战和论战精神的文学批评,是既不媚俗跟风又让公众喜闻乐见的文学批评。哈贝马斯曾赞扬赖希-拉尼茨基道:“他把报纸(指《法兰克福汇报》)的周末书评,通过富有挑战性的评论办得有声有色,以致超出传统的专家小圈子,影响到了广大的公众……在众多媒体竞争的条件下,能做到如此程度,没有哪一个人能超过他。”这样的文学批评在文学领域所起的作用是可想而知的。德国文学史上的好书又逐渐引起人们的兴趣,畅销书排行榜上,完全商业化的书逐年减少,文学佳作日益受到应有的重视。人们提高了对什么是好书的判断能力,知道了德国历来有哪些文学精品,这尤其有利于年轻人加深对德国文化优秀传统的了解,有助于提高其自身的文化素养。“有问题,找赖希-拉尼茨基”,《法兰克福汇报》至今还设立着这个专栏,年届九旬的他仍在回答读者关心的文学的问题。
　　赖希-拉尼茨基是人,不是神。他当然也有看走眼、批评得过头,或者批评错了的时候。他像海涅一样,争论起文学问题时就不讲究分寸和策略,他承认在这方面缺乏涵养,往往不能控制好自己的情绪。比如,在“文学四人谈”节目中他与勒夫勒女士(曾任《时代周报》副刊主任)争论一部作品,他不同意后者对作品所持的否定态度,激动得事后仍然与其争论不休,加之小报记者搬弄是非,致使勒夫勒女士一气之下离开了参与十二年之久的这个节目。事后,赖希-拉尼茨基承认自己太武断和太简单化(虽然客观上每人对每本书发言只限四分钟,很难深入分析),不能冷静倾听别人意见。顺便说明一下,他并非没有认识到,电视上的书评节目局限性很大,某种意义上说只是游戏,虽然它把不少作家,比如露特・克吕格尔、伊姆雷・凯尔泰斯(后来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等原本默默无闻的作者推上了畅销书排行榜,但真正的评论还是他的书面文章。也是出于这个原因,二○○八年,他曾公开拒绝接受德国电视二台颁给他的奖,并指出他不属于电视明星行列。
　　总之,半个世纪以来,这位忠于职守、心无旁骛的文学评论家,既像堂吉诃德,在已进入网络化时代的今天,他还始终坚持文学的启蒙精神,坚持用健康理性和启蒙精神来评论文学,又幼稚得像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衣》中那个小孩,大声指出皇帝没有穿衣服。他的确像我们京剧舞台上那位黑脸包公,批评起作品来便六亲不认,手扶虎头铡朝那些颇有天分但书却写得让人不愿读或读不懂的人高声断喝,对那些低俗、拙劣的书宣判死刑。黑脸包公的故事在德国文学评论界变成了现实,而令人十分遗憾的是,在我们这里却似乎仍然只是个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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