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农体系和中国长期经济发展_中国经济发展体系

　　在人类文明的早期,地理环境对文明的形态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中华文明发祥于黄河中下游地区,这里土地相对肥沃,气候温和,足以养育大量的人口,人多地少以及由此相伴生的小农体系因此成为中华文明的基本特征之一。小农体系指的是一种以小农耕作为主导的农业生产组织形式。这里的“小农”不仅包括自耕农,而且也包括佃农;换言之,即使土地分配极端不均,但只要不存在很多经营性地主(即雇佣雇工、自己经营的地主),只要土地是由小农耕作的,则一个社会仍然拥有小农体系。
　　史料表明,尽管井田制在战国后期已经式微并在秦朝彻底放弃,但直至唐代,官府主导的均田仍然时有发生。北宋之后,人口增长加速(赵冈、陈钟毅:《中国土地制度史》,新星出版社二○○六年版,110页,下引此书只标注页码),导致人均土地数量的持续下降(116页)以及农业生产组织的显著变动。赵冈和陈钟毅认为,这种变动的决定性因素是人地比例的变化。从他们的理论出发,他们总结并解释了北宋之后农业生产组织的两个显著变化(第八章)。一个是奴隶和部曲使用的减少。蓄奴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是合法的,直至清末才被取缔,但北宋之后农业生产中使用奴隶的现象愈来愈少。这是因为,奴隶的劳动生产率低于自由人,因此,当农业劳动的边际产出开始接近甚至低于生存工资的时候,地主会选择使用更有效率的自由人。另一个变化是经营地主的没落和租佃的勃兴。这个变化完全符合我们经济学原理:租佃制度把土地让给小农经营,从而可以提高全社会的粮食产量。
　　小农与高水平陷阱
　　小农体系解决了中国古代最为迫切的粮食供给问题,但却为中国在近代落后于欧洲埋下了伏笔。伊懋可的“高水平陷阱”就是对此的一个解释。伊懋可认为(Elwin,Mark. 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 A Social and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中国之所以在工业革命之前一千多年里领先世界,而后又被欧洲所赶超,是因为中国受到人口众多、而资源匮乏的限制。由于中国人口众多,她就必须全力发展农业技术,以至于到欧洲工业革命时,中国的农耕技术远远领先欧洲,这包括复种、灌溉、密植、耕种工具的改良等等。但是,农业技术的改进所带来的收益完全被新一轮的人口增长所吞噬,而人口的增长又进一步带动农业技术的改进,如此往复,中国在较高的农业水平上维持了巨大的人口。相反,中国工业的发展却受到了有限的资源的约束。伊懋可列举了许多史实,试图证明中国在明末和清朝已经遭遇到了资源约束的瓶颈,从而无法在旧有的技术条件下取得进一步的发展。由此中国便进入了一个“高农业水平、高人口增长和低工业水平”的高水平陷阱之中。
　　伊懋可关于中国农业的论述具有相当的真理成分,但他关于中国工业的解释却缺乏说服力,甚至有逻辑错误。所谓的资源约束都是相对的,不存在绝对的资源约束。伊懋可大概也认为资源约束是相对的,中国在明清时期的资源瓶颈是相对于当时的技术而言的。这里就有一个逻辑问题:伊懋可想解释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新的工业技术,却又把新技术当做缓解资源约束的前提条件了。
　　但是,只要稍做经济学的修改,伊懋可的高水平陷阱假说仍然可以解释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近代工业。赵冈和陈钟毅对此做过一些尝试,试图单纯用人地关系解释中国工业的落后。他们发现,北宋之后人口压力所带来的变化不只限于农业,而是波及手工业和技术选择。北宋之前,手工工场较多,“但是从南宋开始,尤其是中国南方及长江流域,手工业日趋家庭化,农村副业的比重日渐增加。很显然,增加家庭副业就是多容纳过剩劳动力的途径之一”(321页)。同时,“到宋朝为止,农业技术发明的主要方向是节省劳力型的。从南宋开始,技术改进几乎完全属于使用劳力的性质”(323页)。更有甚者,一些原本节省劳力的技术被弃用了。比如,中国的大纺车出现在一三○○年之前,比英国的珍妮纺车早了四百六七十年,而且更加先进,不仅锭数多,而且可以用水力推动,但南宋之后被弃用了(324、325页)。这样的例子还很多,伊懋可在其著作中也有颇多记述。
　　中国之所以陷入高水平陷阱,和马尔萨斯人口论有关,即农业剩余基本被人口增长所抵消。因此,这个理论对中国是适用的。其结果之一是,农业的资本回报率高于工业的资本回报率。这可以从一九四九年以前南方大量存在的不在村地主现象得到证明。不在村地主指的是那些住在城镇,但拥有土地的人。这些人之所以到农村购买土地,而不是投资工商业,主要是因为土地的平均回报率高于工商业的平均回报率。江南地区的工商业在全国最发达,其回报率尚低于农业,其他地区的情况可想而知。根据葛剑雄的估计,在清代以前,中国的人口一直在六千万到一亿之间徘徊;但是,经过清代的“人口奇迹”,中国的人口在十九世纪中叶已经达到四点五亿。可想而知,在相对狭小的可耕地上要承载如此众多的人口,土地的价值必然增加。高额的土地回报诱使人们投资农业,而不是投资工业。同时,由于工业生产存在规模经济,因此,即使工业可以获得少部分投资,多数工场也会因为达不到有效规模而关门。大纺车的遗弃就是一个例子。相反,西欧由于人口密度低,农业生产除了可以支撑人口的增长而外,还会有相当的剩余,从而产生对工业产品的需求,工业回报因此高于农业回报,资金向工业集中,西欧因此向一个“高农业发展、高工业发展”的高水平均衡移动。
　　小农与人力资本积累
　　伊懋可的高水平陷阱理论和黄宗智的内卷化理论有共通之处(黄宗智:《华北的小农和社会变迁》,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版)。黄宗智认为,人口压力导致中国农业的内卷化,即主要靠增加人力投入和改善土地来增加产量。伊懋可的理论可以看做是在一个更高层面对内卷化理论的发挥,即内卷不仅局限于农业,而是呈现在整个经济当中。这两个理论叠加在一起,形成了学术界对中国小农体系的一个共识,即小农体系是阻碍中国经济资本主义化的最大障碍。
　　这个共识受到以彭慕兰、王国斌、李伯重为代表的加州学派的挑战(彭慕兰:《大分流 :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史建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二○○三年版;李伯重:《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 一二五○――一八五○》,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三年版)。他们认为,中国和欧洲的比较应该采用恰当的区域单位,无论是在面积上,还是在人口上,中国都应该和欧洲整体进行比较;而当和英国进行比较时,中国的比较单位应该是江南地区,因为两者分别是欧洲和中国最发达的地区。他们用史料证明,江南在人均收入、营养状况、市场发育以及教育水平等方面都不在英国之下,因此,至少是在江南地区,内卷没有发生。那么,为什么中国没有发生工业革命呢?加州学派认为,主要是因为江南远离煤炭产地,因此无法进行现代工业生产。事实上,他们区分了斯密式增长和库茨涅茨式增长,认为中国属于前者,英国属于后者。前者以劳动分工的深化和市场的扩大为特征,但是,没有实质性的技术进步,增长有限;后者以技术进步为特征,增长约束较小。加州学派认为,两种增长模式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如果没有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的斯密式增长模式不可能过渡到库兹涅茨式增长模式。
　　然而,加州学派的结论恰恰印证了高水平陷阱理论。江南地区的斯密式增长产生了高度发达的农业,却没有产生同样发达的工业。加州学派对江南没有产生现代工业的解释和伊懋可的解释基本相同,即江南受到资源的约束,但正如前面所指出的,这里有循环论证的问题。而且,江南远离煤炭产地的说法也不成立,山东当时就发现了煤矿,更大的开滦煤矿虽然距江南较远,但离大运河并不是太远,只要有需求,运输不会是一个大问题。事实上,英国的煤炭产地也在英格兰的北部,离以伦敦为中心的东南部也较远,需要走海运才能到达。
　　对小农阻碍中国资本主义化这个共识的更有力的挑战来自吉瓦尼・阿里吉。在新近出版的《亚当・斯密在北京》(路爱国、黄平、许安结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二○○九年版)一书中,阿里吉给出的理由是,中国历史上人多地少的特点决定了物质资本的匮乏,为了弥补这个缺陷,农民必须挖掘人力的潜力,其方式就是提高人力的质量。滨下武志在讨论中国、日本与欧洲的差别时使用了“勤劳革命”(industrious revolution)一词,其对立面是发生在西欧的工业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工业革命的核心是人类对物质世界的征服,是扩张性的;而发生在东亚的勤劳革命却是对人力的不断挖掘,是内省的,但是,这种内省式的发展道路并不必然走向黄宗智所言的内卷化,相反,对人力的重视可能养成了中华文明对经验和学识的特别推崇。对于阿里吉而言, “勤劳革命”的重点不是“勤劳”,而是它所引发的人力资本“革命”。
　　但是,阿里吉的结论违背通常的经济原理:中国的劳动力数量巨大,而资本相对稀缺,按照经济学原理,中国应该提高资本产出效率、而不是提高劳动力产出效率(如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同时,他的结论也明显不符合贝克尔关于人口的数量――质量消长的理论,根据这个理论,一个国家的人口数量多了,人口的质量就会下降。然而,阿里吉的观察却是准确的,在中国和东亚其他人地关系紧张的国家,人们的确非常重视教育,尊重有经验和学识的人。这似乎是一个悖论。解答这个悖论的钥匙,在于理解小农体系下不同的劳动分工格局。
　　亚当・斯密认为,经济发展的动力来自劳动分工。但是,东亚小农体系下的劳动分工却不是很明显。一个小农家庭就是一个完整的生产单位,就像当代企业一样,它要预测未来的市场行情,制定作物生产计划,理解生产的全过程以及影响生产的外在因素、特别是气候,规划劳动力投入,掌握在市场上出售产品的时机等等。不仅如此,它还是一个完整的消费单位,在生产技术低下、产量不高的情况下,它必须谨慎地计划一年的消费,保证在青黄不接的时候一家人不至于挨饿。这个任务的解决需要极丰厚的人力资本积累。这里的人力资本不一定是教育,而更多的是经验。
　　以上分析并不需要小农一定是自耕农这个前提,佃农同样要面对多任务的问题。但是,雇工或农场工人就不一样。他们为经营性地主工作,通常只需掌握若干生产环节所需的技术即可,因此可能比自耕农或佃农更少地关注自身知识水平的提高。
　　无剥夺的积累
　　小农体系与中国当代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除了人力资本这个因素之外,还有“无剥夺的积累”。这个概念是吉利莲・哈特在Disabling Globalization一书中创立的(Gillian Hart. Disabling Globaliz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在这本书里,哈特比较了南非和中国的工业化过程,认为中国的工业化过程实现了“无剥夺的积累”,而南非的工业化过程却是“剥夺的积累”。哈特的“剥夺的积累”和马克思的“无产阶级贫困化”在字面上是一个含义,即资本主义的工业积累是以一部分人――在英国资本主义早期,是广大的农民;在南非,是广大的黑人――的被剥夺为代价的,然而,她要表达的思想却和马克思的相反。在马克思那里,无产阶级贫困化为工业积累准备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降低了资本积累的成本;而在哈特那里,南非的“剥夺的积累”反倒提高了工业化的成本。两者的差别可以从不同的历史时代的角度加以理解。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社会保障并没有成为社会的共识,农民变成城市工人之后,资本家没有义务为他们提供生活和医疗保障,因此,他们的保留工资就变得极低。在南非,种族隔离剥夺了大部分有色人种的土地,把他们变成了无产者;在种族隔离解除之前,这降低了白人资本家的成本,和马克思时代的英国一样。但是,当种族隔离解除之后,政府必须给有色人种劳工提供和白人一样的社会保障,这样,有色人种劳工的保留工资上升,种族隔离期间对他们的剥夺反倒增加了种族隔离解除之后南非工业化的成本。
　　由此我们可以理解哈特关于中国工业化“无剥夺的积累”的意义。这里的核心是中国的小农体系。农村改革确立了“集体所有,农户经营”的双层土地所有制度,它的一个特点是土地的均分,村庄通过定期或不定期的土地调整使土地在农户之间基本保证人均土地数量的均等化。这个制度受到许多人的批评,认为它不够尊重农民的权益,有损效率。但是,已有的多数研究表明,土地所有权的进一步私人化在效率方面带来的改进是有限的,这是因为,目前的双层土地所有制对农户的收益权的保护基本是到位的。
　　小农体系之所以和“无剥夺的积累”勾连在一起,是因为它提供了一种社会保障机制,或者用哈特的话来说,就是为工业化提供了一个“社会工资”,从而降低了工业化的成本。土地的均分制度为中国农村构筑了一张强大的保护网,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土地均分保证了农村的基本营养需求。当粮食供给因故(干旱、洪灾或地理隔离)受到阻碍时,耕种土地是农户生产粮食的便宜途径,因为农户的劳动力价格低廉,为了取得足够的粮食供给,他们会将更多的劳动力转移到土地耕种上。其次,土地保障的成本很低。一方面,国家无需为之付费,这对于我们这个还处在发展初级阶段的国家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另一方面,在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的情况下,劳动力与土地的结合将以提高土地产出为目的,这等于是降低了土地保障的成本。第三,土地保障有利于农民的兼业工业化,在工业化的早期,这尤为重要。当哈特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访问中国农村的时候,她吃惊地发现,中国乡镇企业的发展如火如荼,相比南非工业化的集中现象,她得出结论,土地均分是支撑中国乡村工业化的重要前提。在工业化的早期,工业生产规模不够,而且波动很大,兼业因此是最佳选择。但是,如果土地分配极端不平均,则那些无地的农民就无法兼业,而只能依赖工厂的工资生存,这样就大大提高了工业化的成本。时至今日,在中国部分地区的农村,兼业工业化仍然存在。事实上,就全国整体而言,农民收入的50%以上已经来自非农就业。尽管这些非农就业不一定都是工厂就业,但它们无疑也得益于农村土地平均分配带来的好处。
　　除了为工业化提供“社会工资”之外,我们还可以从资源的角度来理解小农体系对工业化的推动作用。在古代,人口压力迫使小农体系为解决粮食供给服务;到了现代,农业技术的提升已经让我们远离了马尔萨斯陷阱,此时,小农体系可能变成推动工业化的一股力量。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弗兰克・关汉姆(Frank Graham)就指出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谜:那些率先进行工业化的国家(地区)往往是人均资源(特别是土地)比较少的地方。在当代,这个谜的表现是荷兰病,或被叫做“自然资源的诅咒”。对这个谜的一般解释是,自然资源较多时,一个国家(地区)就会把更多的人力和物力投入到自然资源部门,从而打击制造业部门的成长。反过来,如果自然资源较少,则一个国家(地区)就不得不去发展制造业。由此看来,中国农村工业化发端于江浙一带人口稠密的地区就不足为奇了。
　　渐进的城市化
　　小农体系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另一个贡献是保证了渐进的城市化。所谓渐进的城市化,是相对于城市的过度膨胀而言的。不可否认,中国的城市化相比于经济发展水平是滞后的。这里的一个很大的原因是人为的限制,特别是户口制度。但是,粗略地考察一下发展中国家就会发现,东亚国家(地区)的城市没有出现像拉美、南亚以及非洲部分地区那样的大规模贫民窟,而恰巧东亚农业是以小农体系为主导的。小农体系并不阻碍城市化进程,城乡之间巨大的收入差距足以吸引农民进入城市。但是,由于下面的两个原因,小农体系可以实现有序的城市化。
　　首先,小农体系提高农民的保留效用,从而降低他们进入城市的动机。这可以从经济和社会两个角度来考察。从经济角度来看,小农体系让农民获得一定量的稳定收入;从社会角度来看,小农体系在农村营造了一个比较平等的经济基础,维系着一定的社会网络,在其中,每个人都得到应有的尊重。城市的收入水平虽然较高,但失业的风险也高。同时,当一个农民进城之后,他就失去了家乡的社会网络以及与此相关的尊重和秩序。从大的方面来说,小农体系养成了中国乡土社会安土重迁的传统,这可能是中国城市化速度较慢的一个原因。其次,小农体系为进城农民提供一种失业保障,在经济出现较大下行波动的时候,为他们提供就业机会。这在亚洲金融危机和当前的金融危机过程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在亚洲危机影响最大的一九九八年,有四分之一(两千万)的农村移民工人失去了工作;在当前危机中,估计有同样多的人失去了工作。但是,两次都没有引起大的社会动荡。试想,如果这些人都滞留在城市,政府的负担将有多重?
　　有序的城市化不是要缓慢的城市化;恰恰相反,由于以上两点理由,中国可以加快城市化的步伐。由于注重安土重迁,即使城市都放开了,农民也不会一下子涌入城市;又由于小农体系提供了一种失业保障,加速城市化进程也不会加重政府的财政负担。中国仍然是一个比较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在世界一百八十多个国家和地区里,按人均收入排名只能排到一百二十名左右。在如此低的收入水平上,要建立很高的社会保障制度是非常困难的,而且可能会适得其反,伤害旨在保护的人群。当前在城市实行的一刀切的养老保险就是这样。它要求移民工人和本地工人上同样的保险,但是,保险的可携带性非常差,当一个人从一个省迁移到另一个省的时候,他的保险就作废了。同时,移民都比较年轻,近期不可能获得养老保险的收益。因此,对于多数移民工人来说,当前的养老保险制度不啻为对他们的一种变相剥夺。一个更合理的制度是为移民工人提供多个套餐,让他们自己选择其中一个,同时,必须做到保险的可携带性。
　　小农的效率
　　谈论小农体系,就必须讨论小农的效率问题。首先必须注意的是,在中国当下的讨论中,小农的“效率”本身就不是清楚的。最流行的看法是,小农没有实现规模经济,因此损失效率;另一种流行的看法是,小农无法和国外大农场竞争,无法适应全球化的世界格局。这两种看法都是基于似是而非的理论或经验观察得到的。
　　首先来看规模经济。从理论上讲,一个行业具备规模经济,一定是因为这个行业的生产要用到不可分割的投入要素。就目前中国的农村生产技术来所,它所用到的投入要素大多是可以分割的,因此,农业不存在规模经济,多数关于农业生产技术的经验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为什么国内仍然有许多人固执地认为,农业具有规模经济呢?一个原因是他们根本就不明白什么是规模经济,比如,把人均产出作为规模经济的指标。另一个原因是,他们认为中国目前的生产技术太落后,机械化才是中国农业的发展目标,而实现机械化之后农业就会有规模经济。如果像美国农业那样大量地使用机械,中国农业当然应该具有一定的规模经济,但问题在于,机械化的结果是劳动力的大量被替代,中国准备好了吗?
　　再来看国际竞争。那些认为中国的小农无法和国外的大农竞争的人,主要是认为小农的成本高于大农,因此无法和大农在价格上进行竞争。但是,这要看如何计算小农和大农的成本。大农的成本容易计算,无论是人力还是物力,都可以用市场价格进行估算。小农物力成本可以用同样的方法估算,但人力成本就不容易估算了。这主要是因为恰亚诺夫意义上的自我剥削的存在。在这里,“自我剥削”指的是农民的时间投入过高,以至于其边际报酬低于市场工资的状态。在没有外部机会或外部机会很少的情况下,自我剥削就会发生。此时,用市场工资来计算小农的人工成本,就会产生高估。正确的方法是先估算他们的农业生产的边际报酬,然后用这个指标替代他们的工资来计算他们的人工成本。小农虽然自己剥削自己,但劳动时间的投入也有一个止境,均衡点即是边际报酬等于他们边际负效用的时候,而后者可以看做他们的时间的真实成本,或机会成本,应该用来计算他们的人工成本。边际报酬是可以估计出来的,而边际负效用无法估计,所以计算中用前者替代。由于他们的边际报酬很低,他们的单位产出的总成本未必高于大农户。自“入世”以来,中国农业并没有因为国外的竞争而受到全面冲击,除大豆、棉花以及油料这些非常土地密集型的产品而外,农产品的出口非但没有下降,而且还有上升。这说明,我们的小农体系并不像一些人所想象的那样缺少竞争力。
　　衡量小农的效率,可以从单位面积产出、单位面积利润以及人均产出或利润等几个方面入手,而它们的结论未必是相同的。就单位面积的产量而言,由于自我剥削的存在,小农要优于大农。这是发展经济学文献所发现的一条普遍经验规律。就单位面积利润而言,如果全部投入要素都使用市场价格来衡量其成本,则小农要输给大农;但如果人工成本用劳动时间的边际报酬计算,则小农未必输给大农。就人均产出或利润而言,小农肯定不如大农。这是因为,大农的劳动投入强度小于小农,而且,农场规模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农户就必须雇用工人,此时它们就会倾向于多使用机械,以节约人力。
　　因此,如何看待小农的效率,要看我们以什么作为衡量指标,而这背后又关系到政策目标的选择。如果政策目标是提高农民的人均收入,则大农户要优于小农户;如果政策目标是保证粮食的供给,则小农户要优于大农户。但是,前者的问题是,农场规模的扩大必然导致农业吸纳就业能力的下降,从而导致剩余劳动力的增加,在城市就业扩张速度有限的情况下,这将意味着农村无地农民的出现。中国农村到底有多少剩余劳动力?没有人能给出一个确切的数字,但是,农业以占全国45%的劳动力仅产出占全国11%的GDP,这已经足以说明剩余劳动力的数量了。
　　在现实中,政府的目标是保证粮食供给,小农体系是服务这个目标的最好选择。即使放弃这个目标,恐怕我们也没有更好的选择。到二○三○年,中国的人口将稳定在十五亿,届时中国的城市化率即使达到70%,也将有四点五亿人生活在农村。这意味着,即使我们能够守住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农村人均耕地规模也只有四亩,也就是说,届时我们的农村仍然将是一个小农社会,就像现在的日本一样。
　　小农体系是中国的地理环境所决定的,无论我们喜欢与否,我们还将与之相处很长的时间,而且,小农体系给予我们的,不仅仅是负面的东西。本文的回顾表明,小农体系既导致了中国的停滞,同时也为中国在当代的经济追赶提供了条件。小农体系所孕育的对知识的重视对中国人力资本的积累有重要意义,它的社会保障功能降低了中国农村工业化的成本,同时,它在增加农业产出方面的贡献有助于我们降低对粮食安全的后顾之忧。
　　本文的回顾还是非常粗糙的,本文的目的与其说是给出结论,毋宁说是提出问题。学术界和普通民众对小农体系的误解由来已久,本文的目的之一就是唤起学术界对小农体系进行重新整理和评价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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