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收起义总指挥卢德铭] 真正的英雄红军故事

　　卢德铭字邦鼎，号又新，1905年6月9日出生于四川省自贡市沿滩区仲权镇。1925年6月毕业于黄埔军校二期；1926年5月任叶挺独立团二营四连连长，参加北伐作战；由于作战勇敢，同年10月在武昌战役中升任二营营长，不久升任团参谋长；1927年6月任北伐军二方面军警卫团团长；同年9月任秋收起义总指挥，在同毛泽东一起率部向井冈山转移途中，于9月23日遭敌伏击牺牲，时年22岁。
　　严格地说，卢德铭的军事生涯从他在黄埔军校毕业那天算起，仅两年零三个月。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他成为中共早期著名的军事将才，毛泽东的军事搭档。
　　孙中山特批入校的黄埔二期生
　　卢德铭自幼天资聪颖，好学好问，在本乡念了几年私塾后，便到７０里外的白花镇高级小学读书，成绩优异，学识大长。
　　其父卢安炳希望幼子苦读成才，走仕途或商道，耀祖光宗。在卢德铭小学毕业后，便将他送到四川有名的学府――成都公学继续深造，是年，卢德铭16岁。此时，新文化之风在成都公学盛行，早期的共产主义思潮也在学校传播开来。已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卢德铭开始接触到《新青年》、《共产主义ABC》等进步书籍和刊物，思想受到较大影响。他向同学说：“中国要强盛，必要打倒列强，铲除军阀，对外武力御敌，对内武力统一，舍此无他途。”
　　卢德铭思想上渐渐萌生了从戎报国的念头。1924年初，卢德铭从报上看到了黄埔军校招生的消息，他仔细读了招生简章，大喜过望，赶忙返乡，向父亲提出要去广州报考黄埔军校。
　　卢安炳听说学业优异的幺儿要投笔从戎，一时间呆住了，他怎么也不能把操枪弄炮的事情同卢家的人联系起来！他铁青着脸断然否决了儿子的要求，说：“你还是好生读书奔前途，以后哪怕回家当个教书先生都行，就是不准去摸枪搞炮的，我实在弄不明白，你咋个会想起去当个扛枪吃粮的‘丘八’呢！自古以来，当兵的有几个好下场的？弄不好格老子打死了，连死尸都收不全，不准去！”
　　卢德铭慢慢做父亲的工作，把自己为什么会产生投笔从戎的念头从头到尾向父亲一一道来，当讲到国家民族内忧外患的实际情形，中华有志青年不能置身事外时，连父亲也为之动容，最后，终于消除了父亲的顾虑。他还去宜宾漆树乡找老同盟会员、与孙中山先生交往甚密的李筱亭，恳求他为自己向孙中山先生写了一封举荐信。
　　卢德铭邀约了刘丕绩、刘文波等有志知识青年，辞别父母，于1924年初经长途跋涉，终于来到了广州黄埔军校。他们赶到时，考期已过，黄埔第二期学生队已开始了紧张的军校学习生活，卢德铭提出能不能让他们补考插队，校方拒绝了。
　　卢德铭几经努力，又找到川籍同乡、老同盟会员谢惠生、卢思谛，在两位老乡的引见下，终于见到了孙中山先生。
　　孙中山先生看了李筱亭写给他的举荐信，抬头看了看卢德明，问道：“你要投考黄埔军校，去过黄埔了吗？”
　　“去过了。”卢德铭激动地答道，“我是从四川来的，路上走了几个月，错过了考期，军校现在已经招完生了！”
　　卢德铭又急切地说道：“我立志投笔从戎，学军事以报效国家。不想考期过了，所以我才来求见先生，请先生出题考我！”孙中山想不到卢德铭会提出这样的要求，沉吟片刻，说道：“那好，我就来考考你！”
　　孙中山提笔在公文笺上写下试题――“当今国民革命之首要任务”。卢德铭接过题，略一沉思，提起笔来，将平常的思索变成了一行行激情飞扬的文字。
　　孙中山看了卢德铭的即席应试文章，不但字写得好，而且观点鲜明，有理有据。满纸激情涌动，忠胆毕露。孙中山没有再说什么，提笔就给黄埔军校写了一纸推荐信，递给卢德铭，语重心长地说道：“希望你言行一致，报效革命！”
　　卢德铭面向孙中山深鞠一躬：“谢谢先生！德铭一定牢记先生教诲，报效革命，义无反顾！”
　　卢德铭如愿以偿，被分到了黄埔军校二期辎重兵队插队学习。卢德铭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刻苦学习，门门军事科目皆争前列，对军校政治生活他也积极参加，尤喜登台演讲。孙中山来校视察时，蒋介石特意介绍了卢德铭的表现。在一旁陪同视察的军校教育长何应钦也插话道：“这个卢德铭，文武兼备，将来会是一个将才！”
　　“革命需要这些有为青年，革命需要大批有为青年。”孙中山颇为满意地说道，“今后，全校学生要以卢德铭为楷模。”
　　孙中山先生和军校校方对卢德铭的赞许，一时间在军校传为美谈。在军校的中共组织也注意到了卢德铭，很快将他发展为中共党员。
　　在黄埔军校二期生即将毕业时，国民革命军发起了对叛军陈炯明的东征战役，卢德铭被任命为学生军侦察队长，率领一个加强排的同学穿插于叛军前沿侦察敌情，出色地完成了任务。1925年6月，卢德铭从军校毕业，被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要去政治部任组织科员。不久，又奉周恩来之命到海陆丰帮助训练农民自卫军，为培育中共掌握的农军武装作出了贡献。
　　北伐・北伐
　　1926年夏，由国共两党合作组建的国民革命军，开始了旨在消灭军阀的北伐战争。由中共领导的叶挺独立团奉命集结于广东肇庆，作为北伐军先遣队待命出征。卢德铭奉调到该团二营四连任连长。
　　1926年5月1日，部队从肇庆出发。是月底，抵达湖南永兴，正逢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唐生智部在安仁受到江西唐福生和粤军谢文炳两部联手的猛烈攻击，岌岌可危。唐生智急电叶挺增援，叶挺团长即令全团冒着瓢泼大雨，一路急行军，于6月2日上午赶至安仁，分路加强唐生智部各团的防守阵地。二营在渌田阵地，顽强地顶住了敌人的猛烈进攻，卢德铭所率四连坚守的阵地，打得尤为顽强。战至4日，敌军渐渐不支。叶挺命令独立团发起全线反击，予敌猛烈打击，敌军全线溃退，向攸县逃去。卢德铭率四连打到桑田约定汇合地后，见敌正在溃逃，便果断地率四连追着敌军的屁股猛打猛冲，直追杀到攸县县城护城河南岸。战后，叶挺团长对卢德铭临机独断的勇气十分赞赏，他在全团干部会上说：“比如攸县的占领，就是第四连连长卢德铭在指挥我，而不是我在指挥他们！”
　　唐部之围被解后，独立团一路乘胜前进，相继占领醴陵、长沙、浏阳。在平江之战和强攻天险汀泗桥、贺胜桥的战斗中，卢德铭指挥的四连都打得相当出色，俘敌团长李金门以下400余人。
　　9月上旬，北伐军进逼武昌。武昌为华中军事重镇，城防坚固，守军为刘玉春的一个师，粮弹无忧，系易守难攻之地，刘玉春扬言要同北伐军在武昌城下一决雌雄。9月5日，攻城之战打响，北伐军在轻重火力掩护下奋勇攻城，因敌据险顽抗，北伐军伤亡惨重，第一、第二连连长相继在守敌的弹雨中倒下。为了减少伤亡，北伐军决定改攻为困，独立团奉命担负武昌通湘门的围困任务。一连大半个月，北伐军并不攻城，守敌渐生恐慌，于10月1日组织一支3000余人的敢死队，突然从通湘门冲出，妄图杀开一条突围血路，遭到叶团密集火力的射杀，只得丢下一大片死尸退回城中。10月10日，北伐军对武昌发起全线攻击，终于在近40天的攻围之后拿下了武昌城。此后，叶挺独立团被称为铁军，卢德铭因指挥有方、作战勇敢，被升任二营营长（不久改任主力一营营长）。
　　不久，北伐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叶挺升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二十五师师长，叶挺独立团编入二十五师七十三团，卢德铭升任该团参谋长，驻军武汉。第一次北伐宣告胜利结束。
　　1927年4月，武汉国民政府又组织了第二次北伐。卢德铭所部奉命进军河南。七十三团在团长周士弟和参谋长卢德铭的指挥下，一路势如破竹，锐不可当。在上蔡决战中，配合北伐主力将奉军一举聚歼，而后胜利班师回到武汉。
　　1927年6月，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在武昌筹备成立警卫团，中共党组织准备派卢德铭去任这个团的团长。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原想使用一心腹担任团长，但自他率部投身北伐以来，一直受到中共帮助，一时间拉不下脸面，加之他的参谋处长、中共党员张云逸奉党组织的指示做张发奎的工作，最后他才同意由卢德铭出任该团团长。
　　卢德铭任团长后，在团里大量安置中共党员，这个团共四个营，有三个营长是中共党员，连排军官有一半由中共党员担任，使这支部队完全被中共掌控。
　　兵发南昌
　　1927年7月15日，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公开叛变革命。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所辖部队在张发奎的节制下投到汪精卫门下，朱培德、唐生智部亦完全为汪所用，这些新军阀在汪精卫的拉拢利诱下组成“东征讨蒋”大军，分左右两路直逼蒋介石所在的南京。正在蒋汪两大集团大军云集、各自野心毕现欲大打出手之际，8月1日，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爆发了。
　　卢德铭的警卫团属第二方面军建制，此前已接到张发奎的命令随部东征。由于该团有一个半营的新兵刚从广东、湖南招收，正在运往武汉途中，卢德铭见形势陡转，想多为党聚集一些力量。他面见张发奎，要求待新兵接收编组后再出发。张发奎同意了他的请求，还将宪兵营交给他统一指挥，同时接收宪兵营的新兵。
　　不久，卢德铭收到了两封密电，一封是张发奎从九江发来的，要他不待新兵到齐，立即率部乘船出发赶赴九江集结，加入东征作战部队；另一封则是中共党员周逸群发来的，要他率部急赴南昌，随南昌起义部队一起行动。
　　卢德铭收到密电后，立即找来团政治指导员辛焕文、团参谋长韩浚（均为中共党员）商量对策。最后决定，利用张发奎的命令把部队拉出去，同党领导的南昌起义部队汇合行动。
　　8月4日，卢德铭率警卫团2000余官兵、中央武汉军分校2000余人在武汉分乘4条轮船沿江而下，直抵九江。到达黄颡口时，卢德铭命令停船靠岸，派人去侦察情况再作决断。但当时江面风大，武汉分校的两条船没听到停船汽笛信号，仍直向九江开去，结果在九江被张发奎部缴械并欲编遣。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第四军参谋长的叶剑英闻讯后向张发奎建议，将这支部队改编为第二方面军教导团，由他亲任团长。这支部队才得以保住，以后这个团参加了广州起义。
　　侦察员上岸后发现，张发奎部两个团的兵力已沿江布防，严密封锁去南昌的江航。卢德铭接受参谋长韩浚的建议，命令部队立即弃船上岸，沿武宁、靖安一线急行军直达南昌。
　　部队经数日急行军，于8月8日到达靖安，休息一夜后，开至南昌附近的奉新县城。
　　部队到达奉新后，卢德铭才知道，参加南昌起义的部队已于8月3日撤走，南昌又被张发奎部重兵占领。而此时，张发奎也得到卢德铭率部进抵奉新的情报，即令两个团的兵力向警卫团扑来，企图堵截围歼卢德铭团。
　　卢德铭深知部队已处在险境之中，必须及早撤离，问题是撤往何处？他盯住作战地图沉思着，一言不发，良久，他一拳砸在地图上，向辛焕文、韩浚说：“把部队拉到修水、铜鼓一带去！先休整部队，同时派人去找省委请求下一步行动的指示。”
　　修水、铜鼓为湘鄂赣三省交界之地，成了三不管地区，部队据此休整，前后左右进退便利，辛焕文和韩浚一致赞同。他们立即集合部队，迅速撤离奉新，摆脱了张发奎部队的堵截后，一路从容前进。沿途还有不少青年农民军成员和一些起义失散人员找来，警卫团兵员迅速得到补充。部队在经过武宁时，还遇到由余贲民所带的平江农民军，也一同去修水再图发展。
　　警卫团开到修水后，为筹粮饷，创造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卢德铭与驻扎江西的国民革命军第三军总指挥朱培德取得联系，以江西省防军暂一师名义驻防修水。卢德铭又得悉，在修水桃树港，有一支由罗荣桓带领的通域、崇阳农民军在活动，便派人去把他们接到了修水，编为警卫团特务连，由罗荣桓任指导员。
　　在修水，还有一支以邱国轩为首的土匪武装，约千余人枪。卢德铭欲做工作教育改造这支队伍，争取收编过来。他派韩浚去同邱国轩联系，向他说明“省防军”无意吃掉他的队伍，只要他不骚扰地方百姓，便可相安无事。经多次接触，邱国轩同意接受“省防军一师”收编。卢德铭遂将部队扩编为师，下辖三个团，一团团长由卢德铭兼任，余洒度任二团团长，邱国轩的人马编了两个营，卢德铭又从老部队中选了一个营一起组成第三团，由邱任团长。由卢德铭任师长，韩浚任副师长兼参谋长，辛焕文为政治部主任。
　　部队发展壮大了，下一步到底怎么行动？卢德铭决定亲自去找湖南省委，请示下一步行动。
　　毛卢大手笔：秋收起义
　　卢德铭很快找到了湖南省委机关，向省委负责人夏曦作了详细汇报。夏曦指示卢德铭：“你们把部队扩大为一个师，省委是同意的。不过，现在修水和铜鼓都是后方，没有什么大的作战任务。你和辛焕文、韩浚最好去闽粤一带去找南昌起义部队，那里更需要军事干部。你们走后，一定要指定一个政治上可靠的同志掌握好部队。”
　　卢德铭回到修水指定由余洒度暂时掌握部队，然后同辛焕文、韩浚前往武汉，找到了党在武汉的主要负责人向警予。向警予向他们传达了党的“八七”会议精神，要他们立即回去发动群众，协助毛泽东发动秋收起义。
　　卢德铭和辛焕之、韩浚听了向警予的指示，心里明亮了，踏实了。三人带着向警予派给他们的六名青年干部踏上了归途。路上，为了安全起见，由辛焕文带着两名干部走头里，韩浚带着两个干部走中间，卢德铭带两个干部断后，分成三组拉开距离往回赶。
　　当他们走到崇阳大沙坪时，走在头里的辛焕文组与敌县警备队相遇，辛焕文不幸中弹当场牺牲，韩浚被匪兵抓往。另两名干部冲出去后，找到断后的卢德铭，报告了出事的经过，卢德铭当即决定改变路线，带着四名干部离开了崇阳，并很快回到了修水。
　　卢德铭回到部队后，立即向部队传达了党的指示精神，宣布成立两湖农军总指挥部，由他担任总指挥，并开始集结各地农军，准备编组。此时，毛泽东也已奉中央政治局指示来到了安源。在这里，毛泽东主持召开了部署秋收起义的紧急军事会议，依照湖南省委的命令，安源地区于9月9日发动起义，湖南全境党所掌握的武装均于9月11日一起发动起义，对岳阳至长沙铁道线全线破坏，限9月16日会师长沙，占领省城。
　　会后，毛泽东在铜鼓找到了卢德铭，同他商量秋收起义的具体军事行动计划。在秋收起义中，毛泽东为前敌委员会书记，卢德铭任总指挥。在党内，他们的职务悬殊，毛泽东是党的高层领导，而22岁的卢德铭只是个普通党员，但毛泽东认为，卢德铭是党不可多得的军事将才。
　　在卢德铭的陪同下，毛泽东去修水检查了各团准备起义的情况，并将部队进行了重新编组：所有现有武装编成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下辖四个团，第一团由原警卫团编成；第二团由安源煤矿工人、矿警队和醴陵、萍乡农军混合编成；第三团由平江、浏阳农军编成；第四团由原邱国轩团编成，全师官兵８０００余人。各部于9月9日按计划分别对萍乡、平江、浏阳等县城展开攻击得手后，再会师攻取长沙。
　　1927年9月9日，参加起义的部队集结于修水渣津镇，举行秋收起义授旗仪式和誓师动员大会。毛泽东作了简短的动员讲话后，卢德铭将绣有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战旗授予准备对萍乡发起攻击的第二团。会后，各部立即向自己的作战地区开去，拉开了秋收起义的大幕。
　　第二团由安源出发，向萍乡县城发起攻击，由于萍乡驻军已有防范，双方一接火便打得很苦。第二团冒着猛烈的炮火数度发起强攻，均被敌人顶住。二团见攻城一时难以奏效，转头改打老关镇，得手后又向醴陵发起攻击，于9月12日攻取了醴陵，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领了浏阳城。部队一边作短暂休息，一边等待其他各团完成任务后前来汇合。
　　第一、第四团由修水出发，向平江展开攻击。由于平江为军事要地，敌人驻军兵力多，装备好，经勇猛攻击后第一团才突入长寿街，正当第一团渐渐推进时，随后跟进的第四团竟突然反水，从第一团背后开枪，使一团陷入腹背受敌的险境，伤亡陡然增加，一团只得饮恨撤出战斗。
　　由于第一团遭此变故，未能按时完成任务向浏阳靠拢，在浏阳焦急等待各部前来汇合的第二团又遭敌重兵反击，陷入重围，只得拼死杀开一条血路突围，大部分官兵在血战中阵亡。由铜鼓出发前来浏阳的第三团，亦被敌重兵包围，陷入孤军作战的境地，部队死伤失散过半，只少数余部分散突围脱离战场。
　　起义军各部迭遭重大损失，已无力合攻长沙。毛泽东果断地向卢德铭说道：“分兵冒进打长沙，犯了兵家大忌，应立即停止进攻！”卢德铭完全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坚定地说道：“再打下去部队要拼光了，先把部队撤下来，以免被敌重兵分股合围吃掉，撤出来再图发展！”
　　“暂把部队撤到文家市去，待前委研究后再决定今后行动方向。”毛泽东下了最后决心。
　　1927年9月19日，各团余部接到命令，集结于文家市。此时，起义部队官兵仅余1000余人。
　　硝烟不是晨雾
　　秋收起义部队经过十天作战，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一起义便面临江西朱培德部的重兵围攻，地方反动民团也十分疯狂，配合国民党正规军企图将秋收起义镇压下去，彻底消灭起义武装。
　　在险恶的形势下，为了减少指挥层次，使部队作战转移更加主动灵活，毛泽东和卢德铭在文家市对部队进行了整编，将师指挥部撤掉，把各团余部集中编为１个团，下辖２个营计7个连的兵力。并及时召开了前委会，决定部队今后的去向。
　　在前委会上，出现两种意见：毛泽东认为现在是敌强我弱，不能再打长沙了，应该将部队转移到罗霄山脉中断广大农村山区去，保存革命力量，开创农村根据地；余洒度则认为应该坚决执行省委的指示，攻打长沙，向农村退却是没有出路的，是错误的。
　　卢德铭坚决支持毛泽东的主张，他认为大敌当前，部队连浏阳都守不住，面对敌重兵攻打长沙，部队会拼光的。退一万步说，就是打下了长沙也守不住，最后还是会把长沙丢了，这样的打法在政治上、军事上都是没有意义的。
　　由于卢德铭坚决支持毛泽东，他在部队中威望很高，会议上意见渐渐统一，少数怕不打长沙犯错误的同志听了毛泽东和卢德铭的意见，也打消了顾虑。会议形成决议：迅速向罗霄山脉开进，创建农村根据地。
　　9月20日，部队在毛泽东、卢德铭的率领下出发，经萍乡的桐木、小枧到达芦溪。在此休息了一夜后，第二天清晨，即出发向井冈山前进。而此时，朱培德部特务营和江西第四保安团已在距芦溪十余里地的山口岩一带设下埋伏，准备伏击起义部队。在漫山遍野晨雾轻裹的油茶和杂木林的掩护下，敌人的枪口对准了正在行军的起义部队。
　　战斗打响了。清脆的枪声打破了清晨的沉静，满山硝烟弥漫，落叶纷飞。卢德铭见前队中了埋伏，迅速观察了一下周围地形后，大叫一声“一连跟我来”！一抖马缰，带着一连士兵就向路旁一个小山包冲去，并迅速抢占了山包，开枪压制敌人火力，掩护主力转移。就在这时，一颗子弹击中了卢德铭，他怒目圆睁盯着前方，握着驳壳枪的手耷拉下来，身子一歪，从他心爱的战马上栽倒在地上……
　　（责编杨宗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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