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诗经》和《楚辞》的艺术特色
时间：2020-03-19 05:05:40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诗经》开创了我国文学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楚辞》则开创了浪漫主义的创作道路。《诗经》以四言为主,《楚辞》则多用杂言,句式灵活多变,《楚辞》还变《诗经》的篇幅精短、内容单纯为篇幅较长、内容逐层扩展和丰富,并将《诗经》的比、兴赋予生命意识,极大地丰富了诗歌的表现力。比较《诗经》和《楚辞》迥异的艺术表现方法,从文艺继承的关系去审视,《楚辞》对《诗经》的艺术特征有显著的创新和发展。
[关键词]《诗经》;《楚辞》;艺术表现方法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0)14-0044-03
《诗经》作为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是我国古代文学的光辉起点和源头,是矗立于我国现实主义诗歌创作的第一座光耀千古的里程碑。《诗经》中的许多优秀诗篇,不仅具有丰富的思想内容,也具有鲜明的艺术特点,它是四言诗体和比兴艺术手法的创始,对于后世影响深远。《楚辞》继《诗经》之后开创了又一影响深远的文学传统,引领了我国浪漫主义诗歌创作,它是我国伟大诗人屈原(本文的《楚辞》均指屈原的作品),以浪漫主义的手法“艺被词人”,丰富了我国文学艺术的风范和表现力。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从《诗经》到《楚辞》,有继承、有发展、有创新,又有艺术的迥异。
一、《诗经》和《楚辞》创作方法的异同
《诗经》中的许多优秀诗篇充分显示了“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特点,体现了正视现实、描写现实、揭露现实、批判现实的精神,为我国文学奠定了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成为后代诗人创作的范例。
《诗经》从不同方面状写现实,再现了当时的社会面貌和民众的真情实感。或反映残酷剥削,或控诉战争徭役、骨肉离散、饥寒交迫之痛苦,无情揭露、讽刺统治者的丑恶,或表现礼教束缚下的婚姻恋爱不自由之苦闷,还有追求圆满生活愿望的诗篇等。例如《豳风·七月》生动描叙了奴隶一年四季的繁重劳动和“无衣无褐”、“采茶薪樗”的苦难遭遇,诗篇详诉了农人的悲苦、怨恨、咒诅、愤怒、反抗等情绪,从诗中能够清楚地感受到奴隶社会的阶级关系。又如《魏风·伐檀》,愤愤不平地咏叹着人们伐木制车的沉重劳作,尖锐地质问那些奴隶主贵族“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表达了歌者反剥削、反压迫的态度和心声。再如《唐风·鸨羽》控诉了战争、徭役带给人民的灾难和痛苦:田地荒芜、家庭离散、父母无人奉养……《卫风·氓》刻画了一个在冷酷无情的社会里被牺牲的妇女典型,揭露出古代社会夫权礼教的罪恶和妇女地位低下及命运的悲惨。《鄘风·柏舟》反映的是青年男女对婚姻自主的追求,对礼教束缚的抗争……这一篇篇优美的现实主义诗歌,从社会生活的各个角度,广泛而又具体地反映了当时不同地区的社会面貌,强烈地表达了人民的思想感情,是一部现实性极强的诗歌总集,体现了现实主义的精神,张扬着人性的光辉。
《诗经》不仅具有现实主义精神,而且在创作中创新了与其生活、思想内容相适应的表现艺术。其主要表征是:善于用朴素的文风、简洁的语言、巧妙的比兴,塑造出真实、自然而生动的形象,描绘出亲切感人的生活画面,抒发了情怀,反映了现实。如《王风·君子于役》记述了一位山村劳动妇女怀念她久役不归的丈夫:在苍茫的暮色中,女主人倚门伫望,但见太阳落山、羊牛回圈、鸡儿归巢,家家户户该团聚了,然而却不见自己的亲人回来,一阵孤寂之感、思念之情顿时涌上心头,她默默地呼唤丈夫:“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深深地忧心丈夫:“君子于役,苟无饥渴?”这一生活画面被描述得朴素简洁、情景交融、感人至深,很自然地令人想起当时徭役沉重、野有征夫、家有怨女的社会现实。
继《诗经》之后,《楚辞》开创和丰富了浪漫主义的创作道路,是我国浪漫主义文学创作的源头。浪漫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方法,不仅按照现实的本来面目去描写现实,而且在现实的基础上表现生活的理想。如长篇政治抒情诗《离骚》,就是以强烈的主观激情表现生活理想和对黑暗的抗争。诗人将自己的生活经历和内心激情升华为善与恶、美与丑、光明与黑暗、正直与邪恶的斗争,以强烈的主观抒怀反映对现实的清醒认识。诗人面对丑恶现实忧愤徘徊,既不愿同流合污,也不消极逃避,于是采用了幻想的艺术方法、虚构的境界,在想象中乘龙驾凤、上下飞腾、求索真理、九死未悔,表现了丰富的内心情感世界。诗中上天入地的描写、希望与失望的回旋反复,反映了诗人的苦闷和周围环境的炎凉,表现了一个苦闷的灵魂对美好理想坚定、执著的追求与期盼以及坚持不懈的奋斗精神。
《离骚》既有浪漫主义精神,又运用了浪漫主义的手法,诗人大量引用古代的神话传说,丰富新的艺术构思,表现新的抒情主题。诗人在运用大量的古代神话传说时,不受原来故事的拘束,把自己奔放不羁的想象和一些神话交织在一起,使幻想更加自由,形成生动的情节和画面。如诗的最后一段,正当诗人驾飞龙、乘瑶车在天空翱翔行进的时候,却突然看到了自己深爱的楚国,这时赶车的仆夫悲伤地落下泪来,马也踏足扭头不肯前进,把全诗推向了高潮,有力地表现了诗人的爱国思想和情操。《离骚》中诗人对理想孜孜以求的精神和对祖国的热爱之情,之所以留给人难忘的印象,正是得力于诗人这种借助神话,并把神话素材加以创新的构思,即鲁迅先生所指出的“其思甚幻”。如《湘君》、《湘夫人》、《山鬼》等,借助神灵之间或人神之间爱恋、思慕以及悲欢离合情感的描写,反映了对纯洁爱情和幸福生活的向往。又如《九歌》,既保留了原来流传在楚地民间祭歌中的神话故事,在赋予这些故事新的意义,同时在艺术上进行了深化和升华。所写神灵、神物既具备了神的特质,又不荒诞无稽,这是因为诗人在不同程度上赋予他们人的特征、性格,让他们和人一样有欢乐和悲哀,有爱情的追求和失意的烦恼,而且把这些感情很细腻地表达出来,具有人间的生活气息,是把人的生活与想象中神的特征结合起来,表达的还是人的思想感情和理想愿望。因此,《九歌》是闪耀着浪漫主义奇光异彩的经典诗篇。
《诗经》和《楚辞》分别代表了我国文学史上两种不同的诗风和创作方法:前者是反映真实的现实生活,关注社会现实、政治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后者多用大胆的幻想和想象、夸张的手法,是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
二、《诗经》和《楚辞》艺术表现方法的迥异
《诗经》的艺术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其中四言形式、回还复沓和赋、比、兴是它的重要表现手法。
《诗经》中有165首均为四言,100余首基本是全篇四言,仅有一两句杂言。如《周南·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周南·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还有《魏风·硕鼠》、《卫风·伯兮》等都是四言诗。《王风·君子于役》、《邶风·静女》等全篇基本是四言,仅一两句杂言。《诗经》虽以四言为主,但又不拘泥于四言,有的冲破四言定格,而杂用二、三、五、七乃至八言的句子。如《魏风·伐檀》一诗,将四言、五言、六言、七言、八言交替使用,参差灵活,舒卷自如,吟诵起来错落有致、节奏自然,表现了自由灵活的特色,使诗篇具有艺术的张力。
复沓的章法增加了诗歌鲜明的节奏感和音乐性,拓展了感情的容量,起到了充分抒情的作用,造成一种回旋跌宕的艺术效果,使《诗经》具有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如《周南·芣苢》,全诗三章,用重章叠句的方法,回环反复地传达劳动时的欢快情绪,通过六个不同的动词“采”、“有”、“掇”“捋”、“袺”、“襭”,生动地描绘了妇女们欢快的劳动场面,细致地刻画了劳动的过程。还有《秦风·无衣》、《魏风·硕鼠》、《魏风·伐檀》等,都是用重章叠句的形式,强化了抒情效果,又起到了突出诗歌主题的作用,给人留下了鲜明深刻的印象。
《楚辞》在诗歌艺术形式上有很大创新,它吸取和借鉴了楚地民歌的特点,吸收了当时蓬勃发展的新体散文的笔法,形成了独具风格的新诗体。它打破了《诗经》的四言诗形式,采用了散文化的句式,创造了一种句法错落、灵活生动的骚体诗,而且每隔一句末尾用语助词“兮”字。《楚辞》扩展了诗歌的篇幅,丰富了诗歌的内容,增强了诗歌的表现力。如《离骚》共373句,用散文化的手法将叙事、抒情熔为一炉,把神话、现实糅为一体,既是一首抒情长诗,又有情节发展线索。诗的前一部分描写现实;后半部分是幻想虚构,表现了对美好理想坚定、执著的追求。《楚辞》以杂言为主,句式不定型,但许多诗句符合五言、七言的节奏和句式。可以说,在我国古典诗歌形式从四言演化为五言、七言的过程中,《楚辞》起到了重要的过渡作用。
赋、比、兴是《诗经》的重要表现手法。赋是直接陈述铺叙,如实地把事物描述出来。如《幽风·七月》是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和历史的真实,逐月叙述农奴一年到头的劳动情景和困苦生活,再现了奴隶社会广阔的生活画卷,是用赋手法的典型。又如《小雅·采薇》写征夫回乡的心境:“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思来,雨雪霏霏。”把叙事、写景、抒情有机结合起来,构成生动感人的艺术境界,把征战将归士兵哀伤时光流逝、路途艰难的思绪表现得深沉真切,使人强烈地感受到战争带给人民的痛苦。
比的艺术手法在《诗经》中应用也很广泛。所谓比,就是比喻、比拟,可以以物比人、以人比物、以物比物,有明喻、暗喻、借喻、博喻,也有以整首诗作比的,目的在于把所写对象的本质形状或神态形象具体地刻画出来。如《卫风·硕人》一诗对卫庄公夫人的姿容曾作了生动描绘:“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这些比喻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细致入微地刻画出了人物的外貌,这是明喻。又如《小雅·鹤鸣》中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是以石来比喻贤人可以辅佐国政,是暗喻。《魏风·硕鼠》把不劳而获的剥削者比为丑恶的大老鼠,这是以人拟物。还有《豳风·鸱鸮》、《鄘风·相鼠》等均全篇用比喻,使诗篇更加生动形象。
兴是《诗经》中普遍运用的一种艺术手法,既是触物生情、进行联想的形象思维方法,又是烘托、渲染环境气氛的修辞手段。通常是开篇仅写自然景物,引出下面的诗文。如《周南·关雎》开头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起兴,然后转而写君子对淑女的追求,“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将水鸟和鸣之声与男女思慕之情巧妙地联系起来。又如《周南·桃夭》以“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起兴,以春天桃花盛开象征姑娘年轻美好,又为写结婚风情起到了烘托气氛的作用。
《楚辞》采用和发展了《诗经》的比、兴手法,使诗的形象更具象征性质。如《离骚》开头,诗人用寥寥几句说完家世,接着表白自己的品德、才干、抱负时,并不直陈其事,而是用一连串的比喻象征其事。如用“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象征渴望进取,用“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象征振兴楚国的理想,使诗开篇就具有浪漫主义特质。又如诗中写自己政治上遭受打击时,“掣芰荷以为衣,集芙蓉以为裳”,用自然界清丽高洁的荷叶、荷花,象征自己身居污浊之世而一尘不染的高贵品质。再如以美人喻国君,以芳草喻贤才,以向女子求婚拟写对理想的追求等。《楚辞》在比、兴手法的运用上,不仅表现在对某些个别事物的比喻中,还往往集合许多事物,运用许多神话故事,使诗人的形象思维活动艺术地营造成一个完整的象征体系。这种表现方法是《楚辞》对《诗经》比、兴手法的艺术创新与提高。
《诗经》开创了比、兴手法,《楚辞》发展了比、兴手法。《诗经》中的比、兴大都比较单纯,往往是一首诗中的片断,用以起兴和比喻的事物是独立存在的客体;而《楚辞》的比、兴却与所表现的内容合而为一,把物与我、情与景糅合交融起来,不再是简单的以某物比某物,或触物以起兴,而是把物的某些特质与人的思想感情、人格和理想结合起来,融为一体,使物具有象征的意味。另外,《诗经》中的兴一般在篇首,而《楚辞》中的兴有时在篇首,有时在篇中,有时在篇尾;表现手法多是虚构、想象之辞,是对传统比、兴手法的发展与创新。
三、结语
《诗经》开创了我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道路,《楚辞》开创了我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创作道路,形成了“风”、“骚”诗歌艺术传统,代表了我国古代诗歌的两座高峰,也使中国诗歌从集体歌咏走向个人独立创作的时代。《诗经》在形式上以四言为主,《楚辞》则打破了四言的定格,多用杂言,句法错落、灵活多变,且长短随意、自由活泼,还变《诗经》的篇幅短小、内容单纯为篇幅较长、内容逐层拓展和深化,并将《诗经》的单纯比、兴发展为具有象征的性质,把比、兴的事物如草木鱼虫和风云雷电赋予了生命,甚至让它们具有人的意识和情感,用以寄托诗人的思想感情,极大地丰富了诗歌的思想内涵和艺术表现力。比较《诗经》和《楚辞》的异同,从文艺创作的继承与发展关系来观照,《楚辞》是对《诗经》的继承、发展和提高,是对中国诗歌的艺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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