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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隔70年,,,当年战事记忆犹新

    时间:2020-03-24 05:14:43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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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甲午战争后第一支打出国门的军队,中国远征军在历史上留下了浓重而又辉耀的一笔。但当年参加对日作战的老兵们,却因种种原因而被历史遗忘。透过亲历者的回忆,让我们去触摸和感受那个时代的横截面,去见证和铭记那种真实的残酷与心灵的挣扎。

    93岁老兵苏施根:追忆烽火岁月

    苏施根1942年8月奉命赴印度,编入新38师通讯营,进过野人山,参加奇袭密支那,芒友会师。在纪念远征军70周年之际,带您聆听耄耋老人讲述那段战火纷飞的战事。您心中,是否有一种油然而生的敬仰?

    老伴过世后,几个孩子都劝说苏施根搬过去跟自己住,但93岁的苏施根不干,喜欢独守在芗城区新城花园的房子。孩子们也只好顺着他,轮流回家照顾。

    坐在轮椅上的苏施根没有什么爱好,就爱看电视,看战争片,一个人静静地守在电视机前,一看就是几个小时。偶尔家里会来几个学生志愿者,老人乐意跟他们讲讲自己当年的故事。

    三年前,从北京来了一个姓赖的小伙子,这么多年,老人是第一次跟一个访客聊了3个多小时。那天,老人向这个年轻人讲了很多,还时笑,时哭。

    也就是这次,66岁的大女儿苏丽珍,第一次听到父亲说起“中国远征军”,她这才知道,父亲曾是一名中国远征军。

    也就是那天,她才知道父亲进过野人山,还打过密支那,参加过芒友会师。“怪不得父亲那么喜欢看战争片,而在这个访客没有到来之前,他很少跟自己的子女提及那段历史”。

    1938年,苏施根进入国民党中央陆军学校广西怀远17期学习,也就是黄埔军校,学的是通讯科。

    3年后,学成毕业,被分配在国民党军队通信兵第二团,当教导大队任排副,当年12月,刚好太平洋战争爆发。

    1942年,应英国人的要求,我方派出了精锐部队第5军、第66军组成中国远征军开赴缅甸作战。而苏施根是在1942年8月,才随部队奉命开赴印度的。

    苏施根他们从昆明乘飞机,然后到达喜马拉雅山南麓的丁斯加机场,再乘火车到恒河转乘轮船,六七天后,才到达兰姆伽中国驻印军总指挥部。在那里,他们主要学习武器装备的使用和各兵科技术培训,苏施根在兰姆伽训练基地接受的是通讯技术培训。

    1943年春,他们进入靠近缅甸的印度阿萨密邦的利度。在那里继续整训,包括学习森林作战、强渡河流、识别森林里可食的野果。这一年,新38师与新22师合编为新一军。

    苏施根还讲到了中印公路的故事。中印公路即著名的史迪威公路。公路于1945年初通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美两国合作修建的、自印度利多至中国昆明的国际军用战略公路,打破了日军对中国抗日战场的陆上国际封锁。

    1943年,当时中国驻印军先头部队已进入野人山地区最高峰塔家铺。

    野人山地区位于缅甸最北方,是密支那以北一片未被开发的原始森林,再北是喜马拉雅山。据说原来曾有野人出没,因此,这片方圆数百里的无人区统称为“野人山”。

    中国驻印军总指挥史迪威将军制定了一个反攻缅北的作战计划,代号为“人猿泰山”。

    计划从印缅边境小镇利多出发,跨过印缅边境,首先占领新平洋等塔奈河以东地区,建立进攻出发阵地和后勤供应基地;而后翻越野人山,以强大的火力和包抄迂回战术,突破胡康河谷和孟拱河谷,夺占缅北要地密支那,最终贯通云南境内的滇缅公路。

    指挥部派出中国驻印军工兵第十团、美军机械化工兵团,以及印度、尼泊尔劳工7000多人,从利多向南修筑中印公路及铺设输油管道。这条路必须穿越野人山、那加山脉,进入缅北丛林,经马科、拉昆到缅北重镇密支那。苏施根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抗击日军侵扰,保证中印公路修筑工程的顺利进行。

    当时苏施根在通讯营,主要负责通讯工作,经常要去查线,只要电话线一断,无论白天、黑夜还是刮风下雨,都要去野外查线,背着一台电话机,一般是4个人成一班组。

    诗人穆旦翻过野人山

    1942年2月,24岁的穆旦(原名查良铮),应征入伍,被安排在远征军司令部杜聿明身边做随军翻译。这年5月到9月,青年中校翻译官穆旦被编入了207师,做师长罗又伦的随身翻译,亲历了中国远征军与日军的殿后血战,及随后的“滇缅大撤退”。

    穆旦翻过野人山,活了下来,他最长断粮达8天!等到1942年秋冬之际,他随军退至印度加尔各答,又差点因为过度饥饿之后暴食而死去。但他后来对这一经历几乎闭口不谈。他只对自己的恩师吴宓作了详述,深为惊骇感动的吴宓在日记中写下:“铮述从军的见闻经历之详情,惊心动魄,可泣可歌。不及论述?”穆旦的好友,青年诗歌理论家王佐良回忆说:“只有一次,被朋友们逼得没有办法了,他才说了一点,而就是那次,他也只说到他对于大地的惧怕,原始的雨,森林里奇异的,看了使人害病的草木怒长,而在繁茂的绿叶之间却是那些走在他前面的人的腐烂的尸身,也许就是他的朋友们。”

    作为诗人,穆旦也许更愿意将内心最深处的波澜寄寓于诗歌。1942年之前,穆旦的诗歌创作大多稳定在每年存诗十几首,1942年陡然下降为7首,随后两年更少:2首与4首。写作量的变化,从一个侧面看出:如何释放内心强大的阴影与压力,诗人一直在犹疑与酝酿。直至1945年,迎接伟大的民族战争的胜利,穆旦内心才像决堤之水一样倾泻而下,这一年他存诗25首,对于写作量一直不大的他来说可谓诗情勃发。9月,他写下了唯一一首直面野人山经历的长诗,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史上著名的诗篇,《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诗歌的最后一节“祭歌”中,诗人饱蘸热血与激情,深情吟道:

    在阴暗的树下,在急流的水边,

    逝去的六月和七月,在无人的山间,

    你们的身体还挣扎着想要回返,

    而无名的野花已在头上开满。

    那刻骨的饥饿,那山洪的冲击,

    那毒虫的啮咬和痛楚的夜晚,

    你们受不了要向人讲述,

    如今却是欣欣的树木把一切遗忘。

    过去的是你们对死的抗争,

    你们死去为了要活的人们的生存,

    那白热的纷争还没有停止,

    你们却在森林的周期内,不再听闻。

    静静的,在那被遗忘的山坡上,

    还下着密雨,还吹着细风,

    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

    留下了英灵化入树干而滋生。

    逃脱了过“野人山”的生死考验,没想到却逃不过五十年代政治风暴的“洗礼”,1954年,穆旦便因曾参加过中国远征军的历史而被列为“审查对象”。他于1958年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撤去教职,逐出课堂。“文革”开始后,再次因“中国远征军”问题,正式由南开人民法院宣布为“历史反革命”和“罪犯”,最后家室被抄,妻离子散,被关进“牛棚”强制劳动改造。

    诗人穆旦转而在夜深人静时,于斗室间潜心研究外国诗歌的翻译,经过十几年的沉默辛劳,他向世人奉献了拜伦、普希金、雪莱、济慈等诗人的作品译著二十多部,堪称一代翻译大家。1977年2月26日,穆旦含冤去世,时年59岁。

    黄仁宇的回忆:印度集训与密支那战役

    1943年2月,和穆旦同岁的黄仁宇响应号召入伍,他和一群军官作为先遣部队,飞过“驼峰”到达印度兰姆伽,成为驻印军第一军军长郑洞国身边的秘书。

    因为从小就喜欢写作,他兼任了战地记者,为《大公报》等报章写了十余篇战地亲历记。《密支那像个罐子》一文中,他生动描述了敌人夜袭时的恐慌,“瞳孔之外,无一不是黑暗,一时我恐怖之念突起,仿佛一切都没有主宰。”迷路后,兄弟的枪顶着自己胸前,“我知道他的食指正在扳机上。”1944年5月26日,在密支那战斗中,黄仁宇的右大腿被三八式步枪击中贯穿倒地,“我一生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天”。

    “军人的生活像一团梦,整个人生的生命又何尝不像一团梦!”写于四十年后的回忆录《黄河青山》中,再回顾那段历史,黄仁宇的文字里更多了一种史学家的沉静与文学家的细腻敏感。《我的团长我的团》的编剧兰晓龙就曾表示,黄仁宇笔下细腻丰富的战地描写,是他创作剧本的灵感与素材的一个来源。

    黄仁宇记录下在印度兰姆伽集训的种种情况。到达印度不久,因为训练营队雇佣了一帮印度贱民阶层干活,“按照印度教的正统习俗,我们已经里里外外被贱民污染”,以致于“服饰奇丽的印度妇女看都不看我们一眼”。 在印度集训,“士兵每个月可领到12到20卢比(合3到5美元)”,条件较为宽松,“为了美观与舒适起见,我们开始自掏腰包,去买量身定做的制服”。“美国人对兰姆伽的训练课程很引以为傲”,不过黄仁宇觉得基本军事策略的授课大同小异,“美军令我们印象深刻的,正是战略物资,不只是因为其充分,还包括他们用系统的方式去处理。许多我的军官同胞都充分善用此一良机,去上坦克驾驶课程及野战炮兵训练”,他本人就在那儿学会了开卡车。但中美军队之间仍存在着各种文化与观念上的冲突,“我们虽然是盟友,但每一方都盘算着对方的弱点。”“整个国民党深信,中国事务只能以中国人的方式来处理,西方人永远也不可能了解个中因由,甚至也没有必要加以解释。”而美国人则不习惯中国人复杂的政治人情,想要用企业化的管理来管理军队,并且把指挥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

    在这本书里,他还坦言,四十年前作为战地记者,“为了凝聚意志力”,很多时候他必须刻意“强调光明面”。不过战争还是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瞬间。战争是血肉横飞,是尸骨枕藉,更是双方的灾难,具体到每个个体身上,也许都是身不由己的受害者,承受着生命不可承受之轻。在孟拱河谷,他看到一座桥下歪倒着一具日兵的尸体,头浸在水内,“毋需多久,我就发现死者和我有许多共通点,属于同样的年龄层,有类似的教育背景。在死前一天,他还努力温习他的英文!谁敢说他不是大学学生,脱下黑色的学生装,换上卡其军装?想想看,要养大及教育他得花多少心力,接受军事训练得花多长时间,然后他在长崎或神户上船,经过香港、新加坡、仰光,长途跋涉的最后一程还要换搭火车、汽车、行军,最后到达在他地图上标示着拉班的这个地方。千里迢迢赴死,喉咙中弹,以残余的本能企图用手护住喉咙。种种事由之所以发生,是由于他出生在黄海的另一边。否则他将和我们一起,穿我们的制服,吃我们配给的食物。”最后一句,他写“在孟拱河谷这个清爽的四月清晨,蝴蝶翩翩飞舞,蚱蜢四处跳跃,空气中弥漫着野花的香味。而这名大尉的双语字典被放在矮树丛上,兀自滴着水。”这是多么美丽而无比残酷的瞬间!

    他回忆说,“每天都有人被炸断腿,头颅大开,胸部被打穿,尸身横在路边,无人闻问,我看到的人类痛苦不知凡几。我听说,德军让军乐队在战场上吹奏送葬曲,美国的作战部队中有坟墓注册处,但驻印军一切付之阙如。”战争是复杂的,也正因如此,“战争无可避免会勾起各式各样的情绪及感怀”。“当死亡不过是一瞬间的事,而生命降格成偶然的小事时,个人反而从中解放。这或许可以解释,在紧急情况下,人们往往愿意冒险,在正常情况下却不愿意。”

    抗战结束,黄仁宇以32岁的“高龄”从密歇根大学三年级读起,先念新闻系,后转至历史系,后成为海内外知名的历史学者,著作几经重印畅销不衰。学者朱学勤评价说,那段戎马岁月,被黄仁宇“带到了他的剑桥生涯、耶鲁生涯、哈佛生涯,点石成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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