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娱乐的电影：奥斯卡的战争片(下)
时间：2020-03-24 05:21:08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越战”电影和《绿色贝雷帽》
1960年代，美国以武力介入越南的战争，是美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并以最终可以称为“失败”而结束的一场“灾难”。这场饱受争议的战争彻底撕裂了美国，给二战后刚刚当上“世界领袖”的美国以沉重的打击，更给这个国家造成了长时间难以愈合的精神创伤。这也导致了战后“反越战”的电影一度如井喷般出现，并俨然成为主流题材，屡屡在奥斯卡颁奖礼上载誉而归。这让越战电影成为奥斯卡和美国电影史上一道颇为亮丽的风景线——而这恐怕让当年战争的发动者们也始料不及。
其实，从美国政府介入越战开始，直到战争结束，好莱坞面对这场国家之战表现得一如既往地“迟钝”和左顾右盼，加之当时它自己也正陷入与电视竞争以及青年观众崛起后令其不知所措的危机之中。因此，在越战时期，好莱坞实际上只拍了一部以这一战争为题材的战争片，即1968年由约翰·韦恩领衔主演的《绿色贝蕾帽》。不过它的“影响力”则是随着战争走向结束，迅速成为好莱坞战争电影的“反面教材”，几乎被一致地称为“最糟糕的关于越战的电影”，从此至今，饱受抨击。
约翰·韦恩对此或许始料不及，不过当年他却是主动请缨，以这部电影为越战张目。这位在美国银幕上广受爱戴的“银幕英雄”在战争期间深受到席卷全国的反战浪潮的刺激，决定拍摄一部针锋相对的电影予以回击，其“拳拳之心”当然得到了军方和总统约翰逊的大力支持，调用了直升机和部队供其使用。在影片中，韦恩亲自扮演了一位美特种部队“绿色贝蕾帽”的上校，率领精心挑选的小分队战士深入越南，绑架了一个“越共”的高级官员，他的战士也因此而付出了牺牲。影片最后，韦恩特别突出了他和一个战争孤儿同坐海滩、面向大海的“极富感染力”的场景，但其实却空洞无物，尽显这位“老英雄”在政治乃至电影事业上的昏聩。遥想当年，韦恩从西部荒野上跃马持枪的英雄牛仔，到二战期间《飞虎队》《战斗的海军》《反攻巴丹岛》《菲律宾浴血战》《硫磺岛浴血战》《太平洋机动战》《天使的翅膀》《最长的一天》等大量二战题材中饰演的从空军、海军、陆军上士到将军等各类正直、充满勇气的军人形象，以致被誉为最受士兵和家长们欢迎的美国长官，而今终因在这部越战电影中支持战争的立场，一夜之间名誉扫地。当年《芝加哥报》的影评人乔治·艾伯特就干脆给了它零分的评分，说它在影片中充斥着所谓牛仔和印第安人的陈词滥调。不过当年电影的票房却并不疲软，而韦恩把这归功于对电影的批评声。由此他坚定地认为，这些批评是反对战争，而不是反对这部电影。
新好莱坞导演们的“史诗”
1975年越战结束前，越战残酷的阴影在好莱坞电影中更多是通过动作片及恐怖片等类型得到间接的反映，而影射到越战的严肃题材的电影则可以以马丁·斯科塞斯1976年的《出租汽车司机》为代表。随着越战话题被打破禁忌，1977年，好莱坞一下子出现了4部关于越战的电影，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以鲜明的反战为主题的《猎鹿人》和《归来》。
迈克尔·西米诺的《猎鹿人》可以称为为反越战的电影奠定了第一块重要的基石。这部讲述三个宾夕法尼亚一个小镇上三个参军的蓝领工人战争命运的电影长达3个多小时，以史诗的规模展现了战争给主人公们带来的堪称残酷的命运。它为越战电影在第75届奥斯卡上赢得了9项提名，最终荣获最佳影片、最佳导演等5项金像奖，但它的意义似乎远不止于此。作为新好莱坞一代的电影人，西米诺这部经常被批评为过度挥霍、自命不凡而且的确有些冗长沉重的电影，显示了这些深受欧洲电影影响的新一代导演对艺术史诗的迷恋，因此，它不仅称得上是第一部关于越战的史诗，同时也开创了关于越战电影和反战主题充满隐喻性的影像，显示出新好莱坞时期一代青年导演在艺术上的勃勃雄心。片名“猎鹿人”这个词，让人们想起了美国早年间那些关于边疆的冒险小说，以及与主人公们战前猎鹿经历相联系的狩猎者和被猎者双方的视角交错，这让他们后来在越南被俘，从狩猎者成为被猎者复杂的视角凸显出残酷的战争体验，甚至难以被其后诸多越战电影名作所取代。影片中有一个重要但也备受争议的核心情节——即虚构出来的“俄罗斯轮盘赌”的残酷游戏，它是否真的被对手使用，仍然无法得到证实，但其所隐喻的战争的残酷足以令观众毛骨耸立。不过，西米诺也被指责是单方面地把越南人描写成卑鄙残忍的种族主义者，这一点上其美国立场也昭然若揭。
这部影片在新好莱坞电影史上的另一个重要影响是引发了一批大制作和雄心勃勃的电影，可惜它们大部分都遭遇了票房失败，并最终以西米诺自己1980年《天堂之门》的票房惨败成了新好莱坞导演们艺术电影的终结。
和《猎鹿人》同年拍摄并同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提名的另一部越战片《归来》，也在越战电影中占有重要地位。有人甚至认为它才当得起当年的奥斯卡最佳电影。影片以简·方达为女主角，她在影片中扮演了一位军官的妻子，丈夫上了前线，她则义务到荣军院做护士。在那里她遇上了受伤瘫痪的军官路克，她在同情中不自觉地爱上了他，并为此不惜牺牲自己的婚姻。尽管她最终回到了丈夫身边，但战争给那些被卷入其中的人带来的无奈和痛苦却永远令人难忘。本片的另一个看点是简·方达曾引起轩然大波的反战之举。她在自己的父亲、著名影星亨利·方达对老友约翰·韦恩的那部《绿色贝蕾帽》的支持中，采取了截然相反的立场，在1972年孤身前往“敌人的阵地”河内发表反战演讲，并坐在用作攻击美军飞机的高射炮位上拍摄反战照片，在美国引起巨大轰动，令她得到“河内简”的称号，许多越战退伍军人对其恨之入骨。尽管她后来曾为这一过激行为道歉，但她对反战立场却绝没改变过。她的电影公司甚至就叫做印度支那和平运动电影公司。她和乔恩·沃伊特因本片而双获奥斯卡最佳男女主角奖，影片也在戛纳电影节上获得了最佳男主角奖。
这两部影片之后，是携两部《教父》带来的巨大名声的科波拉于1979年拍摄的越战史诗电影《现代启示录》。科波拉显然要把越战拍成如同《教父》一样的宏伟史诗，其间当然也少不了西米诺《猎鹿人》的影响。这部预算为1200-1300万美元的电影在经历了不断的延期和一系列“灾难”之后，以将近3100万美元的成本成为又一部《猎鹿人》式的铺张和自我放纵而冗长的电影。不过，影片后来获得的赞扬也足以让饱受争议的科波拉可以感到欣慰。它如今已被普遍被看作是新好莱坞导演的杰作。2002年，《画面与音响》杂志在由影评家们评选的25年来的最佳影片中甚至将其位列头名。
这部科波拉也参与到编剧中的影片，如同《2001漫游太空》以及赫尔措格的《路上行舟》，以一个奥德赛式的远征故事，把越战变成了一个令一代美国人走向疯狂和愚昧的隐喻。科波拉希望他的电影让观众感受到对战争恐怖、疯狂和真实的认知。影片所依据的康拉德的原小说《黑暗之心》描写的是两个受雇于比利时公司的白人在非洲丛林中的经历，其主题是对现代文明的批判。而改编中，科波拉则以美军对越南的入侵取代了小说中的欧洲殖民主义。影片获得了包括最佳影片、最佳导演等8项奥斯卡提名，虽然最终只获得了最佳摄影和最佳音响两项奖，但却在戛纳国际电影节上获得了金棕榈大奖；而这一年和它并列获得金棕榈的同样是一部战争片即著名的《铁皮鼓》。
不过科波拉的勃勃雄心也让影片的视点总有些含混不清。影片上映后甚至引发了它究竟是反战还是支持战争的争论。称其反战者认为影片描写了战争的疯狂和毫无意义的暴力，而反对者则称这些恰恰表达的是对美国维护自我权利至高无上力量的宣扬。甚至有批评者认为影片宣扬了美国文化对当地的入侵，例如摧毁一座村庄，以便让士兵们进行冲浪游戏。一位士兵甚至说他们在被派到伊拉克之前还组织观看了这部电影，以便激发他们的战争勇气。
奥利弗·斯通的“越战三部曲”
80年代初，史泰龙主演的《第一滴血》及后续系列让越战电影融入了好莱坞的娱乐体系中。但到80年代中期，好莱坞掀起了又一波严肃的反越战电影浪潮。亲历过越战的奥利弗·斯通接连推出了被称为“越战三部曲”的《野战排》《生于七月四日》和《天与地》，也奠定了斯通后来成为美国影坛上独树一帜的政治电影导演的地位。1986年的《野战排》给反越战电影建立了新的视点。这部影片的初衷就是针对当年的《绿色贝蕾帽》而作。影片通过主人公——新兵泰勒的视点，兼以强烈的写实风格，讲述了他在这个数千公里之外的丛林中目睹战争的历程。在充满艰苦的行军、死亡和暴力的战场上，片中的两个核心人物是野战排里的巴恩斯和伊莱亚斯中士。前者在战争中变得日益冷血，而后者则保留着理智。两人在是否报复越南村民中终于发生了冲突。而巴恩斯则在战斗中恶意打伤了伊莱亚斯，并导致后者被追赶的越南军队杀死。泰勒在直升机上目睹伊莱亚斯高举双手如被钉上十字架的耶稣般惨死的画面，让他终于“卷入”了杀戮，最后他开枪打死了已经疯狂的巴恩斯。影片为斯通赢得了第59届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导演等5项金像奖以及柏林电影节最佳导演奖。三年后，斯通推出了《生于七月四日》，为“泰勒”补充了一个“倒叙”：儿童时代的主人公和小伙伴们兴奋地玩着二战游戏，然后他们和父母们一起聆听了肯尼迪激动人心的就职演说。他们沉浸在战后新经济复苏的美国梦里，陶醉于美国建立的新秩序，并立下报国之志。其后，主人公罗恩报名参军，历经射杀了自己的战友和自己受伤致瘫的悲剧，最后彻底否定了自己，加入反战阵营，它也为斯通再次获得了一座最佳导演的奥斯卡金像。
穿插在斯通“越战三部曲”之间的另一部著名的越战电影则是库布里克的《全金属外壳》。尽管编剧之一哈斯福德认为库布里克并不想拍摄一部反对战争的电影，而只是想表现战争是什么样，但实际上影片强烈的纪实风格反倒更强化了其反战意识。从新兵营疯狂的摧残人性的训练，到战场上射杀越南女兵，影片的矛头甚至超越了越战，而直接指向对战争本身的反思。影片上映后大获成功，一度成为第二大卖座片。虽然它在第60届奥斯卡金像奖的角逐中仅仅获得了最佳改编剧本奖，但在许多影评人眼中，这部有着鲜明的库布里克电影“终极思考”特点的反战片也被人们誉为“有史以来最佳的越战电影”。
80年代另一些著名的与越战有关的电影还有1985年获得奥斯卡7项提名的《杀戮之地》。这部是一部英国电影，由担任过《火的战车》的制片人和导演罗兰·约菲联合推出。影片描写的是越战期间发生在柬埔寨的残酷杀戮，不过它指向的是当时西方世界眼中令人恐怖的“红色高棉”。影片根据获得普利策奖的纪实报道改编，讲述了一位为纽约时报记者担任翻译的柬埔寨人潘迪后来落入劳改营的惨痛经历。潘迪的扮演者吴汉有着和主人公相似的经历，他也因本片获得了奥斯卡最佳男配角奖。影片还获得了最佳摄影等3项奖，但在英国的学院奖中却获得13项提名和8项大奖。另一部由巴里·莱文森执导的《早安，越南》（1987）则是温馨浪漫的战争爱情片，它虽然只获得了最佳演员的提名，却让主演者罗宾·威廉姆斯一夜走红。与它同年问世的越战电影《汉堡包高地》等则继承了传统的二战风格战争片的模式，展现了战场上惨烈搏杀的场景。
二战电影的复兴
90年代，越战的伤痛渐渐被抚平，传统的战争题材和价值观开始占据上风，并随着大银幕上电影视听和特技效果的大幅度升级，让好莱坞的战争片重新回到二战的史诗，为美国的战争电影创造了又一个高峰时期。其中最重要的作品应首推1993年斯皮尔伯格拍摄的大屠杀题材的《辛德勒的名单》。这部融入了大量好莱坞神话风格的战争题材影片并没有削弱其表现的二战期间纳粹对犹太人大屠杀的历史史诗感，它更为斯皮尔伯格这位在影坛上叱咤风云多年的新好莱坞一代“神童”赢得了其第一个奥斯卡最佳影片及最佳导演金像奖。影片共收获了6项奥斯卡金像奖。5年后，斯皮尔伯格再接再厉拍摄了以二战中著名的诺曼底登陆战为背景的《拯救大兵瑞恩》。它不但以长达30多分钟的奥马哈海滩登陆战的高度逼真的战争场景创造了新的二战电影的奇观，也以“把我们的孩子带回家”为主题，“拯救”了美国的价值观念。影片再次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影片的提名，并为斯皮尔伯格赢得又一尊最佳导演的奥斯卡小金人。而这一年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提名的还有马利克的《细细的红丝线》和意大利导演、演员自演自导的喜剧风格的大屠杀题材电影《美丽人生》。其中《美丽人生》是第一次以外语片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提名，最终获得了最佳男主角奖和最佳外语片奖。而在奥斯卡上一无所获的《细细的红丝线》则在柏林电影节上获得了金熊奖。在此期间，获得奥斯卡青睐的另一部二战背景的史诗巨片则是英国导演安东尼·明格拉的《英国病人》，影片共获得最佳影片、最佳导演等9项奥斯卡金像奖。
跨入新世纪，好莱坞银幕上的二战电影热潮仍然方兴未艾。2001年，花费2亿美元巨资拍摄的《珍珠港》成为大场面电影特效和战争年代浪漫爱情故事的合体，并为导演迈克尔·贝获得了几项奥斯卡技术性奖的提名和奖项。其后则是由波兰斯基执导，已获得第55届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大奖及法国电影恺撒奖的《钢琴师》，在2003年第75届奥斯卡奖上一举获得包括最佳影片在内的7项提名，最终获得了最佳导演奖。
2006年，老牛仔伊斯特伍德同时推出了两部表现惨烈的硫磺岛之战的影片《我们父辈的旗帜》和《硫磺岛来信》，分别从美国和日本两个战争对手的角度，描述了这场让美军付出巨大代价的战争。结果前者广受诟病，后者倒是最终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影片的提名，并收获了最佳音效剪辑一项小奖，也算是美国战争片史上的一个奇观。与之相比，2009年电影鬼才昆汀·塔伦蒂诺推出的《无耻混蛋》也算是充满了创意性。这部有点恶搞二战历史的电影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导演等多项提名，但是最终也只收获了一项最佳男配角的小奖；而翌年进入奥斯卡最佳影片提名行列的还有安东尼·明格拉执导的二战题材影片《朗读者》。
新战争电影的帷幕或许正在拉开
相比于好莱坞来说，它所处在的国家美国其实才真称得上是一个好战的国家。作为世界上“硕果仅存”的惟一超级大国，美国在世界各地点燃的战火远胜于好莱坞的银幕。当然，它也让好莱坞永远无法避开战争这个“梦魇”。新世纪伊始，“9·11”事件成为美国新一轮“噩梦”和“反恐”战争的开始。而事有巧合的是，2001年利德里·斯科特的《黑鹰陷落》在事件发生之后，恰好刚刚完成了对发生在1993年索马里美军惨案噩梦的再现。影片在当年的12月28日首映时，或许题材敏感，只在几家电影院放映，反响平平。但其在2002年的主映阶段却获得了足以让美国公众反思现实的效果，首周即获得了2.8亿美元的票房，此后连续3周名列票房冠军，最终在美国本土获得了10亿美元的票房。虽然影片的基调并不是越战时代的“反战”，相反是把美国人当作了国际上的受害者和不肯舍弃战场上的兄弟的英雄来描绘，其中并不乏妖魔化索马里民兵的努力；但影片以强烈的纪实风格展示的美军“索马里喋血”，还是足以让刚刚经历了“9·11”悲剧的美国公众由衷感到震惊。不过，对新一轮的美国之战——“反恐战争”的说三道四，在美国这轮“新战争电影”中显然属于政治上不正确。因而，2004年，迈克尔·摩尔令世界瞩目的纪录片《华氏911》因对美国总统布什出兵阿富汗和伊拉克政策的攻击，并没有让这位此前曾因《科伦拜恩的保龄》获得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的异类导演再次赢得奥斯卡的青睐，反倒是在第57届戛纳电影节上，第一次以一部纪录片荣获金棕榈大奖。而把这一大奖颁给他的本届评委会主席，正是来自美国的电影鬼才昆汀·塔伦蒂诺。
“反恐之战”让新世纪美国的战争重新获得了正义性。2009年，一部正面表现阿富汗战争的《拆弹部队》，让女导演凯瑟琳·毕格罗荣获了第82届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剪辑等6项大奖。这大概是女导演第一次在好莱坞的主流电影中获得如此殊荣，而她战胜的恰好是她的前夫，专门制造新世纪银幕奇观的詹姆斯·卡梅伦。后者的旷世之作《阿凡达》虽然称得上是新世纪前无古人的超级巨片，但终究被此刻“心怀庄重”的奥斯卡评委们屏蔽于最终的最佳之外。不过，毕格罗这部虽然令人震撼，却严守政治正确、歌颂美国士兵的新一代战争片显然让美国公众有些“乏味”。它创下的另一个纪录是在奥斯卡颁奖史上第一部在获奖之前，票房还没有超过成本的电影——影片的投资1600万，但在摘得奥斯卡最佳影片的桂冠前，票房才只达到1500万美元。这让这部同样“心怀庄重”的战争片多少留下些遗憾。
虽然新世纪已然跨越了第一个10年，奥斯卡奖台上的“战争阴霾”却仍在继续。斯皮尔伯格的《战马》已经转向了一战，但显然有些老旧；而最新获得奥斯卡最佳电影及提名的《逃离德黑兰》和《刺杀本·拉登》虽然并不是战争片，但却是美国战争行为在银幕上的投射。它或许预示着好莱坞的战争电影还将不断登上奥斯卡的颁奖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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