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庸凡与桂林风雨社

九一八事变以后，地处西南一隅的广西桂林与全国各地一样，抗战声浪日益高涨。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为主题的文艺创作、戏剧演出乃至文学社团，也在桂林文化界崭露头角，成为文化抗战的先锋队。一直以来，关于抗战前期桂林风雨社的活动鲜被提及。偶尔涉及风雨剧团，惜亦语焉不详。

我的父亲哈庸凡作为桂林风雨社主要发起人，在其自传中提到，风雨社成立后曾主办《风雨》月刊，组建风雨剧团，也曾在当时的桂林桂西路开过紫金书店。尽管时届风雨飘摇之际，经费无着，人员去离，风雨社存续时间有限，但办刊、演戏、开书店，其活动内容与当年大都市一般文学团体已无二致。桂林风雨社的活动，从一个侧面勾画出了东北沦陷后，桂林青年学子反帝反封建的激昂姿态。

风雨社的创办缘起

哈庸凡酷爱文学，因家境贫寒，自高中时代起就以写稿换取学费。他曾在自传中写道：“我在高中时代，就指靠写稿、卖稿子维持学费。因此，在当时广西所谓文坛上，我是颇负时誉的一个。”

1936年10月，广西省政府由南宁迁回桂林，机关团体日多，各方人才荟萃，文化活动繁盛。哈庸凡在自传中写道：“那时，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在桂林良丰成立，这个学校聘有好几位进步的教授，如陈望道、马泽民、邓初民、施复亮、夏征农、杨骚诸先生，他们在学校中经常讲授马列主义理论。而这个学校的学生大都是我在中学时代的同学，因此我有机会时常从他们那里读到新奥的文艺理论，并由文艺理论进而读了不少的社会科学书籍。”“（我）在这个期间写的东西都是暴露当时的社会黑暗的，其中主要有《冬夜》、《赌徒》、《泪与血》、《他们这一伙》、《青面兽杨志》等。此外，还有些散文、短论之类的作品，都发表在当时的《桂林民国日报》副刊上。”此前哈庸凡被聘为《桂林民国日报》通讯员。不久后经人介绍，哈庸凡到桂林军团眷属工读学校（后名桂林军团妇女工读学校）任教。“从1936年9月起，我就辞去了《桂林民国日报》通讯员的职务，专任这个学校的教员。担任的课程是初中班国文、地理和植物，每月薪金桂币40元。这里的工作并不重，而待遇又比较优厚，因此我有较好的条件和当时一般爱好文艺的朋友在一起搞业余文艺活动。”发起创办风雨社，当是这一时期。

关于发起创办风雨社的动机，哈庸凡在其自传中进一步写道：“到桂林军团妇女工读学校教书以后，生活已趋于安定。在一种事业的狂热的冲动之下，我想以郭沫若的创造社和茅盾的文学研究会为榜样，发起组织业余文艺团体风雨社，企图从这里给自己的文学事业打下基础。”

当时“由于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和桂林中学中一些进步教师的影响，桂林的话剧运动正在兴起，木刻艺术正在盛行，爱好文艺的青年也日益增多。在这种形势的推动之下，我和陈迩冬、刁剑萍、程延渊、朱平秋等发起组织……风雨社。风雨社有两个活动内容：一个是出版《风雨》月刊，由我担任主编；一个是创办风雨剧团，由陈迩冬、刁剑萍二人负责。参加风雨社的，除了当时桂林教育界中的一部分青年外，还有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桂林中学、桂林女中部分爱好文艺的学生”。

《风雨》创刊号

当时广西本省杂志极少，月刊只有《创进》和《正路》两种，另有《新文字》、《新动向》和《现实》3种半月刊。而《民族战线》则是由他处迁邕出版。类似《风雨》月刊这样由青年人自办的文化期刊，可谓绝无仅有。《风雨》月刊的创办，对于广西杂志业的发展，无异是个极大的推动。

《风雨》月刊究竟何时创刊？哈庸凡在其自传中仅提及约在1936年冬。经查，1936年11月22日《桂林日报》第六版刊有一则“风雨社主编之风雨月刊出版”的消息。消息称“桂林风雨社月前筹备刊行之《风雨月刊》……已出版创刊号。闻该社经托桂林启文印务局暨省内各大书局代售云。”由此可知，《风雨》创刊应在1936年11月22日之前，恰值广西省政府由南宁迁桂林前后。

近日，在广西图书馆发现1936年11月15日出版的《风雨》月刊创刊号，为风雨社当年活动留下一段珍贵史料。

《风雨》月刊创刊号为黑白版，全书36页。由桂林启文印务局印刷与代售。与一般刊物的发刊词不同，《风雨》创刊号以一首《风雨前奏曲》作为代发刊词，显示出主编者革旧图新、独具一格的创意。《风雨前奏曲》署名为“延渊、庸凡作曲永华制谱”，这里“作曲”疑为“作词”，歌词为：

风雨前奏曲（代发刊词）

民族解放，

呼声怒吼，

天翻地动。

时代在暴风雨中，

我们的热血沸涌。

拉起手拉起手，

联合起被压迫的民众，

向侵略者进攻，

向侵略者进攻。

亚细亚的东面，

曙光一点熙耀鲜红。

轰隆轰隆，

时代在暴风雨中。

激昂着反帝反侵略精神的《风雨前奏曲》，彰显了刊物的宗旨。就在《风雨》月刊创刊的当年6月1日，两广当局发起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敦请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立即对日抗战，史称“六一运动”。此后，抗日救国声浪日渐高涨，作为桂林文学青年的风雨社同人置身其中，国破家亡的仇恨填满胸膛。在本期《编后》中，主编者哈庸凡更进一步点出：“在今日，民族解放斗争已经由理论进于实践的阶段，客观的现实逼迫着我们不能不获取一种新的智识，去应付当前这动荡的、伟大的时代。在这种斗争的场合里面，很显然的，文化是一件重要的武器，从而去接受新的文化则是我们大众目前最迫切的要求……本刊的任务，主要的自然是反帝反汉奸。此外，我们还要切实地去体味现实，暴露现实，把一切不合理、不正当的丑恶的事实，都毫不掩饰地摆出来给大众看，使大众嗅到烈火的毒味，使大众感到‘冷水淋头’的逼迫，从而扬起眉毛挺起胸脯起来跟侵略者拼个死活”。

《风雨》刊载的作品体裁包括文论、诗歌、小说、戏剧等。创刊号原先的首篇文章是署名“庸凡”的《关于国防戏剧》，唯因“在本刊付排之始，恰听到鲁迅先生的噩耗……所以我们在本期的开始，就另外收集了一部分‘追悼鲁迅特辑’，算是表示我们哀悼鲁迅先生的至意。今后，我们当然本着鲁迅先生这种反抗旧势力的不屈不挠的精神，去尽我们未死者的责任。”“特辑”收录3篇文章、1首短诗和2幅鲁迅木刻画像。这与父亲在自传中所述“ 《风雨》月刊一共出了4期，其中包括‘纪念鲁迅专辑’和‘国防文学专辑’”，亦大致吻合。

当时，上海等地文化界正在展开所谓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两个口号之争，地处西南一隅的桂林文学青年对此亦遥相呼应。哈庸凡在《关于国防戏剧》中写道：“我们底赤血，冲成了侵略者底白兰地；我们底白骨，筑成了侵略者的高楼大厦。到今日，我们一切都没有了，我们只有斗争，只有从斗争中去求生存，从而国防就成了当前民族解放斗争中最迫切、最严重的任务。国防戏剧就是要把我们斗争的情绪组织起来，具体地在舞台上表现，使这一点一滴的斗争情绪，都渗透到大众的心中，使大众勇敢地步上求生存、求解放的道上，使他们成为一员英勇的战士。”他还进一步提出：“至于国防戏剧底表演技术，则是崭新的，适应着现代人底生活底需要的……将现代人所能看到的也即是真实的‘景’、‘物’，毫不抽象地排列起来，从而利用舞台上底几个场面，去感化、去激动所有的观众，用这样接近大众底形式，涂上反帝反法西斯的内容，其收获之伟大，当然是意想得到的。所以国防戏剧是我们目前最应该、最需要提倡的，这是弱小民族翻身的警号，也就是民族解放斗争实践的起码。”陈锺瑄在《联合战线和国防文学》中也明确说：“国防文学与联合战线是不可分离的，国防文学是抗日联合战线之一分野，是抗日救亡运动的一支生力军”。

《风雨》月刊创刊号还收录了周振纲的《中国政治对外的转变》和《改进本省新闻事业的商榷》两篇文章。前一篇呼吁“我们要扩大而且巩固抗日的战线……只有展开各党各派各阶层的联合战线，才能够抗日救亡”；后一篇则提出“新闻事业的使命，自然要在适合于环境需要中，而负起推动社会、改造环境的责任”。此外，还有朱缨、叶润、司徒华等5位作者的6首诗歌组成的诗专辑，以及阳瑞讲述乡下穷人典女之悲惨故事的小说《春花》和朱门弦表现东三省沦陷后汉奸残害乡民、百姓奋起抗争的独幕剧《风雨》。为适应当年木刻艺术的活跃，《风雨》本期还刊出4幅木刻作品，其中钟惠若3幅。

如同其他杂志一样，本期《风雨》月刊还附有“本刊稿约”一则，申明“本刊为文化杂志，凡关于文化之各项文字，均欢迎投稿”，同时也申明“来稿经登载后，暂以本刊奉酬”，即以刊物代稿酬。由于《风雨》月刊系桂林部分青年（包括一些学生）自发创刊，办刊费用全系发起人自掏腰包，并无官方或其他经费支持。故而经费捉襟见肘，难以循例支付稿酬。另一方面，这类同人刊物发起人即是作者，稿源自筹，自写自编自刊载，无需另付稿酬，这是刊物得以生存的基础，也是当时大多同人刊物常用的做法。

《风雨》月刊创刊号在《编后》中还预告：“本刊在第二期，拟出‘批判桂剧特辑’，请读者诸君留意”。当时传统桂剧所表现的内容与抗战时代气息和大众需求严重脱节，八桂文化界有识之士对此深感忧虑，桂剧改良呼声日渐高涨。《风雨》月刊拟出“批判桂剧特辑”正是顺应这一潮流，可惜目前除创刊号外，《风雨》其他各期均未得见。

《风雨》月刊创刊号的作者，当年都是桂林文坛上的活跃者。现在知道的有：周振纲，曾任《桂林民国日报》总编辑，当时与哈庸凡同在桂林军团妇女工读学校任教，周任教务主任；延渊即程延渊；陈锺瑄，当时在桂林初中读书，1937年加入桂林初中剧团，登台饰演话剧，其兄陈锺瑶（即陈迩冬）；司徒华，原名熊绍琮，擅长写诗，时任桂林书社编辑；钟惠若，当时在桂林初中任教，1936年12月曾开个人绘画展。

“风雨剧团”崭露头角

1937年的广西，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深入，包括联合公演、巡回演出、街头话剧等各类戏剧活动精彩纷呈。因此1937年被称为广西的“戏剧年”。关于风雨剧团的活动，哈庸凡在其自传中也有提及：“风雨剧团先后演出了《风雨》、《压迫》、《一个女人和一条狗》、《梁上君子》、《艺术神圣》等话剧”。这里说的话剧《风雨》，当系《风雨》创刊号所载独幕剧《风雨》。

据《桂林文化大事记（1937-1949）》对抗战时期演出团体介绍，风雨剧团系“桂林文学青年所组织，约成立于1936年。1937年元旦参加桂林市各剧团庆祝元旦演出活动，演出剧目不详”。那么，关于风雨剧团的演出剧目，除了当事人哈庸凡自述外，还有其他佐证吗？

实际上，风雨剧团的组建与《风雨》月刊的筹备大致在同一时间，即1936年初秋。1936年9月29日，桂林各界召开庆祝双十节筹备委员会第一次筹备会议，决议“聘请风雨社表演话剧及灯谜”，演出地点在桂林体育场，“灯谜在双十节正午十二时后举行，话剧在下午七时举行”（参见《桂林各界筹备庆祝双十节》，载《南宁民国日报》1936年10月5日第六版）。这是目前已发现史料中关于桂林风雨社活动的最早描述。可见，风雨社至迟在1936年9月间即已亮相桂林文坛，并小有名气。同年11月，绥远抗战及上海日企工人罢工事件相继爆发，为筹款援助绥远将士抗日及上海罢工工人，桂林各剧团组织联合公演团，举行联合公演。此次联合公演剧目为《走私》、《中国妇人》和《梁上君子》。尽管风雨剧团在1936年双十节演出剧目不详，但从当年的相关报道中，也可以捕捉到些许信息。据1936年12月11日《桂林日报》载：“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具含了最大的宣传意义的话剧，在最近的桂林，是呈现了蓬勃活跃姿态。风雨剧团的《压迫》、《警号》，巡演团的《父与子》与《察东之夜》，西大剧团的《东北之家》及《父子兄弟》，并先后给观众以很好的印象。由一次比一次观众拥挤的事实，可以证明许多对话剧生疏或持着反对态度的人，都有些被说服了，被感动了。”此文把每个剧团演出剧目各自列举出两个，尽管不是风雨剧团演出剧目的全部，但至少表明，1936年12月前，风雨剧团已活跃于桂林话剧舞台上。

1937年元旦是广西省政府迁至桂林后第一个新年，据1937年1月5日《桂林日报》报道：“广西各界庆祝二十六年元旦大会，以连日国防剧社、二一剧团、风雨剧团在总部职员宿舍大礼堂表演话剧，观众极为拥挤，收效良佳，足证民众对于新剧，已极感兴趣”。至于风雨剧团元旦演出的剧目，据当时报纸报道有3个，即《风雨》、《打出象牙塔》和《朋友》（系改编自《一个女人和一条狗》）。报纸曾有评价道：“风雨剧社诸君努力的精神，同样也使我们钦佩，在上演的3个剧本中，就有2个是他们自己编的，而且编得很不错”。这两个“自己编的”，即指发表在《风雨》月刊创刊号上的独幕剧《风雨》，以及改编自《一个女人和一条狗》的《朋友》。风雨剧团这类业余戏剧团体一无经费，二无演员，完全靠“自拉自唱”。这里有一个细节，据当时报纸介绍，在这次元旦公演中，哈庸凡至少参加了一个剧本的演出，即在《打出象牙塔》一剧中饰演男主角艺术家。

1937年4月28日，时任五路军（即广西部队）总政训处国防剧社演出部主任的白克，曾在《光明》半月刊第二卷第12号戏剧专号（特大号）上报道这一盛况：“今年，开头第一天就以庆祝元旦的名义来了一次联合公演，一连4天：国防剧社演出《女记者》、《撤退赵家庄》、《回声》；二一剧团上演《金宝》、《东北之家》；风雨剧社上演《一个女人和一条狗》、《打出象牙之塔》；桂林初中剧团上演《家》、《最后的胜利》等。”同年6月15日，《广西日报》副刊《桂林》所载《“忙”话街头话剧二三事》写道：“就我记忆所及，半年来在本省各地演出的剧本如《回春之曲》、《撤退赵家庄》、《回声》、《别的苦女人》、《塞外的狂涛》、《荒漠笳声》、《平步登天》、《我们的故乡》、《死亡线上》、《我土》、《放下你的鞭子》、《风雨》、《打出象牙塔》等，不下廿余种。”其中，《风雨》和《打出象牙塔》即为风雨剧团演出剧目。

另据陈熙祯《广西话剧运动的历史轨迹》记载：“在师专剧团的影响下，桂林一些爱好话剧的青年组织了风雨剧团，演出《压迫》、《梁上君子》等。”这里提及的演出剧目，与哈庸凡自传记载一致。

在当年广西民众戏剧救亡的热潮中，风雨剧团甫一亮相便崭露头角，跻身于桂林众多的话剧团体之列。当时有文章评述道：“桂林话剧，现在已有总政训处的国防剧社和省公务员所组织的二一剧团，风雨社所组织的风雨剧团，西大学生的西大剧团，尚有桂女中、桂初中的剧团，每次公演均得到多数人的鉴赏与好评”（参见《桂剧丛谈》，载《桂林日报》1937年2月5日第七版）。

这里还应补充一个插曲，1936年冬，也正是风雨剧团活跃于桂林话剧舞台之际，哈庸凡应桂林日报社社长胡讷生之邀，辞去桂林军团妇女工读学校教职，担任《桂林日报》外勤记者。而据当时《桂林日报》报道，桂林军团妇女工读学校亦组织成立湖滨剧团，加紧练习（参见《桂林军团妇工校组织湖滨剧团》，载1936年11月29日《桂林日报》）。报道中虽未提及哈庸凡与该校组建湖滨剧团的关系，但他作为该校前国文教员及风雨社和风雨剧团发起人，至少是起到了促进作用。据目前可以查到的史料显示，此后，由桂林军团妇女工读学校剧团集体创作、哈庸凡担任导演的独幕剧《新难民曲》，曾参加1938年5月广西各界雪耻与兵役扩大宣传周公演，并两次在街头演出[参见《桂林文化大事记（1937—1949）》]。而此时，风雨剧团已解散多时。

时运不济的紫金书店

哈庸凡在自传中提到风雨社的另一活动是开办紫金书店，他回忆道：“我和陈迩东、刁剑萍、程延渊等集资在桂林桂西路开了一所紫金书店。这个书店的特点是不卖学校用的课本和文具，专卖社会科学书籍和写稿用的稿纸。这种做法，虽然适合某些青年读者的口味，但是对于营业却是一个损失。不到两个月，由于刁剑萍到广州贩书蚀本，所以紫金书店也只好关门。”桂林的桂西路当年书店林立，有“书店街”之称。

关于紫金书店，1937年5月23日《广西日报》第七版“本省新闻”中，曾刊有题为《本市新张紫金书店 专售新书书价低廉》的一则报道，其中写道：“自省会迁桂后，本市文化水准骤为提高。民众智识，进步甚速。故书店之增设，为数颇多。唯以书籍之售价过高，一般市民欲购书阅读，颇感困难。近有热心提倡文化事业之人士，合股创设紫金书店于本市桂西路，专购办沪上各种新书贩售，尤以切合大众实际生活及抗战救亡者为多。闻其售价较市上一般书店为低廉。现该店业已开始营业云”。此时，哈庸凡已任广西日报社外勤记者，采访任务繁多，已无暇他顾。根据其上述自述，紫金书店关张的时间在当年七八月间。

风雨社存续时间及其后

至于风雨社存续的时间，据哈庸凡回忆：“风雨社存在的时间由1936年冬至1937年春，约5个月……一方面是国民党广西省党部要风雨社停止活动，另一方面也由于风雨社的经费发生困难，所以到1937年春，风雨社就无形的解散了。”这里所说的“1936年冬”显然有误，前文已有说明。而风雨社存在“约5个月”，大致是指《风雨》月刊与风雨剧团的活动时间。据哈庸凡回忆，《风雨》月刊一共出版了4期，以1936年11月15日出版的创刊号计，最后一期（第四期）当在1937年3月中旬出版。而创办紫金书店则是办刊和演戏活动戛然而止后进行的。如果连同紫金书店一起，风雨社的存续时间应自1936年初秋延续至1937年夏。

尽管存续时间有限，风雨社当年在桂林青年学子中还是有一定影响的。据哈庸凡在桂林高中同学、后入广西大学文法学院文学系读书、曾任广西大学文法学院学生自治会干事、当年以《中国剧运向何处去》为题获得桂林乐群社演讲预赛优胜奖（参见1937年5月13日《广西日报》第六版）的傅善术，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回忆道：“当时，以哈、陈为代表的一些桂林的社会青年，大都为桂林高中毕业的学生，因为大家爱好文艺，气味相投，受创造社（郭沫若、郁达夫等作家）及南国社（田汉等剧作家）的影响较深，不满现实，又感到出路的苦闷，于是有组织文艺团体的活动。他们看不起阿谀权贵的人和只想做官的人，思想倾向是进步的，但有浓厚的浪漫主义和颓废色彩。哈庸凡那时思想比较进步，记得当时广西师专陈望道教授指导下所办的进步刊物《月牙》，曾经发表过哈的文章。”“风雨剧团是桂林一些爱好文艺的社会青年组织的文艺团体，发起人及主要成员是哈庸凡及陈迩冬等人。该剧团成立及存在的时间……大约为1936—（19）37年间，演出活动不多，后因成员离散而瓦解”。

创办风雨社时，哈庸凡不过22岁。风雨社的经历，是他第一次主编杂志，也使他与文学戏剧结下了不解之缘。此后的抗日救亡运动中，他陆续主编过数种杂志，亦先后发表多篇文化戏剧论著。及至晚年，还写出《红楼梦人物谈片之一——妙玉其人》等文论作品，并陆续创作出新编历史京剧《徽班进京》、《指鹿为马》、《恩仇记》等。

[作者系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曾任《中国劳动保障报》新闻中心主任、首席记者，著有《皖事拾零》（合著）、《潮起黄土地》、《枝叶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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