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田径文化的缺失与唤醒

时间：2020-04-13 05:21:24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收稿日期：2011-05-01

基金项目：中南民族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专项资金项目资助(CSQ11048)。

作者简介：郝家春（1974-），男，讲师，博士，研究方向：竞技体育、民族传统体育。

摘要：刘翔在跨栏项目上取得的突破代表了目前中国田径项目最高成就。从雅典夺冠到北京奥运会退赛，再到广州亚运会实现三连冠。表象上，夺冠伴随着赞美和热捧，失败夹杂着质疑和批判。本质上，刘翔现象折射出我国田径文化的缺失。刘翔现象是暂时的，田径文化的精髓是永恒的。唤醒和构建我国田径文化，对于我国田径运动乃至整个中国体育运动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体育文化；刘翔现象；田径文化；中国

中图分类号：G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2)02-0035-05

The missing and awakening of track and field culture in China

——A discussion starting from the LIU Xiang phenomenon

HAO Jia-chun1，DONG Shun-bo2

（1.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Zhongnan University of Minority，Wuhan 430074，China；

2.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Luoyang Normal University，Luoyang 471022，China）

Abstract: Breakthroughs made by LIU Xiang in the hurdles event represent the greatest achievements of track and field events in China. From becoming a champion in Athens to quitting the competition in Beijing Olympic Games, then to realizing three successive championships in Guangzhou Asian Games, superficially, LIU Xiang’s championship wins were accompanied by compliments and admires, while his failures brought doubts and critiques; essentially, the LIU Xiang phenomenon reflected the missing of track and field culture in China. The LIU Xiang phenomenon is temporary, yet the essence of track and field culture is eternal. Awakening and building track and field culture in China will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boos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rack and field, even all sports events in China.

Key words: sports culture；LIU Xiang Phenomenon；track and field culture；China

为了不断创造优异运动成绩，实现为国争光战略，中国创造性地用举国体制发展竞技体育，可见竞技体育在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中的重要战略地位。实践证明举国体制是发展我国竞技体育的成功经验，是中国特色的竞技体育发展模式。自从1984年实现奥运会金牌零的突破，中国健儿在奥运会这一最高竞技平台上不断实现突破和超越。

尽管每届奥运会获得奖牌项目不尽相同，但刘翔在雅典奥运会上获得的男子110米栏金牌无疑具有里程碑意义。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刘翔雅典夺冠不仅代表了中国田径项目目前取得的最高成就，也代表了迄今为止亚洲田径运动在奥运赛场上的最大突破。雅典奥运会造就了刘翔成为民族英雄，也是亚洲骄傲，北京奥运会则使牙买加飞人博尔特成为人类速度极限的代言人。可见，田径作为运动之母具有极大感染力和震撼力。而蕴藏其中的田径文化的精髓更是体育文化之本，体育文明之源。

1 文化、体育文化与田径文化

关于文化的理解和界定，古今中外有着不同的描述和诠释。但是毋庸置疑，文化是人为的，也是为人的[1]。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所有文化成果，无论是物质文化成果还是精神文化成果，无一不是在人类实践中产生和发展，又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积淀和流传[2]。不难看出，人是文化的中心，没有了人，文化也就荡然无存了。一切文化现象都是人的现象。因此可以说“文化”即“人化”，就是使自然打上符合人们主观要求的印记，而体育作为人类对自身精神和肉体进行“人化”或者更准确地讲是“优化”的途径和手段，所以可以把体育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加以认识和理解[3]。由此，自然就产生了另外一种文化形态：体育文化。和它的上位概念一样，关于体育文化的界定也不尽相同。在国内，著名体育社会学者卢元镇教授对体育文化的阐述是：体育文化是关于人类体育运动的物质、制度、精神文化的总和。在国外，具有代表性的是尼克•阿来克赛博士，他在《体育运动词典》中关于体育文化的界定是：“广义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综合各种利用身体锻炼来提高人的生物学和精神潜力的范畴、规律、制度和物质设施。”[4]虽然两种诠释不尽相同，但是不难看出中外学者关于体育文化的本质把握上趋于一致，即体育文化是由物质、制度和精神3个层面构成的。

论及体育文化就必然联系奥林匹克文化。奥林匹克文化是以体育为载体、以教育为核心、以西方文化为主导的多元文化，也是催人向上的世界先进文化[5]。奥林匹克文化作为一种世界文化，对各民族文化具有强大的感召同化、融合兼容和统摄的能力，它是体育文化全球化的标志，它以对世界和平的向往与号召成为强势文化[6]。而这种文化的先驱和主要缔造者就是现代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先生。“对人生而言，重要的不是凯旋，而是战斗”，这既是顾拜旦先生一生的写照，也是奥林匹克精神的核心[7]。奥林匹克文化涵盖了奥林匹克运动的全部思想和活动内容，它是奥林匹克运动不断实践中创造和累积的一切精神和物质财富的总和[8]。

田径文化作为体育文化或者说奥林匹克文化下位概念的一种项目文化形态，从逻辑上推导它属于子文化。但是通过顾拜旦先生的《回忆录》可知，“在首届现代奥运会期间，在希腊的每个省份和岛屿上，孩子们放学后都喜欢‘玩奥运会的游戏’。他们兴高采烈地跑步、跳跃、投掷石块。”[9]由此可见，田径项目是构成现代奥运会初期的主要运动形态。时至今日，体育运动项目就像百花园一样百花齐放，万紫千红。由于田径运动是其它一切运动的基础，因此被誉为“运动之母”。但是，考究田径运动的起源可知，田径运动是伴随着早期人类自身生存、生活和生命的全过程。为了捕猎动物必须跑得更快，为了采摘野果必须跳得更高，为了争夺资源必须变得更强。因此，在此意义上，早期的田径运动也可被视为“生命之父”。从“生命之父”到“运动之母”，从“维持生活、延续生命而不断累积的生存本领”，到“更高、更快、更强”，田径文化形成与发展的脉络逐渐清晰。遗憾的是在我国体育理论界关于田径文化的描述较少，也鲜有对我国田径文化较为深入的剖析，或许因为田径文化的内涵和外延随着人类的进化发展呈现出“流动性”而难以界定。田径文化是人类生存进化过程中伴随产生的一种体育文化形态，它是“人为”的也是“为人”的。其定义是指在田径运动形成发展过程中，对社会发展与人的价值观、行为方式以及与田径有关的物质表现形式等多层面、多维度产生影响的总和。田径文化的精髓分为原始层面和现代层面，前者追溯为“生存、生活、生命”，后者诠释为“更高、更快、更强”。

2 我国田径文化缺失的表征

2.1 金牌效应薄弱

由于奥林匹克文化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强势文化，任何一种项目形态的体育文化都必然受到它的影响和导向，这也是众多非奥项目极力争取进入奥运会的内在驱动力。而作为奥运会金牌设置最多的田径项目，田径文化自然具有母文化的一般共性特征。而金牌则是“更高、更快、更强”最有力的表述。美国篮球文化影响世界，巴西足球文化同样享誉全球，除去国民关注和喜好，其长期优异的竞技成绩则是捍卫和创新自身项目文化的有力保障。反观我国田径运动，“刘翔现象”之所以成为“刘翔现象”，表面上是刘翔创造了历史，实质上却是类似刘翔的个案太少。

尽管在过去的7届夏季奥运会上中国获得了163枚金牌，但是作为运动之母的田径项目，我们仅仅获得了5枚金牌(北京奥运会只获得两枚铜牌)。而乒乓球项目却获得了20枚金牌，这也是我国乒乓球文化深入人心、成为“国球”并引领世界的根本原因。令人欣慰的是随着刘翔创造了历史，带给中国田径运动强劲发展动力同时，也唤醒人们对中国田径文化更加理性和清醒的认识。

2.2 人种决定论曲解

在刘翔获得雅典奥运会男子110 m栏金牌之前，在田径直道项目上还没有出现过黄色面孔的世界冠军。在北京奥运会所有田径项目的前8名选手中，黑人和白人运动员占到98%。因此一种较为代表性的观点认为，中国或者亚洲田径水平的低下，更多地是身体素质先天的缺陷。即使出现了刘翔现象也改变不了中国和亚洲田径不景气的局面[10]。毋庸置疑，这种人种决定论是不符合田径运动发展事实，也是不科学的。田径文化精髓的原始层面追溯为“生存、生活、生命”，田径文化是伴随田径运动的发展而生产的，田径运动是早期人类为“生存、生活、生命”而形成的行为模式和身体技能。不论是黑色人种、白色人种还是黄色人种，他们的早期祖先都是田径运动雏形的发明者和践行者。因此在此意义上说，并不能说那种人种天生就是田径运动的优质材料。值得肯定的是，由于不同的生活轨迹以及不同的文化理念，不同的国家(或许包括不同人种)对于田径文化的理解存在着客观的差异。

2.3 社会认同感较低

社会认同理论属于社会心理学范畴的重要理论。社会认同是指“个体认识到他(或她)属于特定的社会群体，同时也认识到作为群体成员带给他的情感和价值意义”[11]。衡量一项运动的普及程度指标有很多，其中社会认可度是重要指标之一。只有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与支持，一项体育运动才能蓬勃发展，继而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最终实现竞技成绩的突破，反过来推动社会的认可，从而实现良性循环。然而在现实中，或许因为田径项目金牌效应较弱，或许因为传统文化的制约，中国田径项目的社会认同感较低。中国传统文化是官本位文化、伦理型文化，对各种社会现象，看重其政治意义。对于田径比赛来说，比胜了，是“比出了威风”，败了，则输掉了尊严，各级政府和体育管理部门如此，观众也是如此[12]。在刘翔现象出现之前，我国田径运动常呈现出默默无闻，无人问津的尴尬境地。随着刘翔的成功，不仅极大带动了国民对于田径运动的热情和关注，更是吸引了众多商家的市场行为与资本运作。然而随着北京奥运会刘翔退赛，刘翔本人以及中国田径运动立即陷入“冰火两重天”的冷落和被质疑。

田径运动在我国社会认同感较低的另一个表征在于后备人才的萎缩。随着生活水平不断改善，家长的教育理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绝大多数家长不愿意让孩子去接受专业的体育锻炼[13]，让他们去吃苦。而田径运动又是相对枯燥的苦力项目，因此近年来田径后备人才出现萎缩趋势。即使是上海，田径作为其一直重点发展项目，其后备人才培养一直不容乐观[14]。家长反对子女参加田径训练的主要原因在于，耽误孩子学习，运动损伤以及成材率太低[15]。而在高校的选项课中，田径项目也是备受冷落，部分高校取消了选项课中的田径项目[16]。甚至在一些地方和学校已经很少再上田径课[17]。需要说明的是，认同感是一种社会心理稳定感，它具有群体性。田径项目在我国社会认同感较低的原因，一方面是传统文化的选择，另一方面是其它新型体育项目的传播和兴起而导致了受众的分流，而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对田径文化精髓的忽视和遗忘。

3 我国田径文化唤醒的路径

在新中国竞技体育发展史上，尽管田径运动未能创造像乒乓球、女排那样的辉煌成就，但是在不同时期也涌现了一些世界级的优秀运动员。如新中国第1个打破世界纪录的郑凤荣、3破男子跳高世界纪录的朱建华、三级跳远名将邹振先、“东方神鹿”王军霞、铅球名将黄志红等一批世界冠军，当然还有“中国飞人”刘翔。但相比乒乓球项目长盛不衰、名将辈出，我国田径项目的成就总是昙花一现，在北京奥运会上仅仅获得了两枚铜牌。我国田径项目竞技水平同我国竞技体育大国形象严重不符。客观而言，造成我国田径运动竞技水平较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历史的原因，比如文化革命的影响；也有现实的原因，比如后备人才不足。但是，笔者认为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田径文化的缺失和“休眠”，或者说一直未能对潜藏的文化加以发掘、整理和唤醒。一个项目有没有自己独特的项目文化，是衡量项目成熟度的重要标志[18]。只有唤醒了中国田径文化，才能塑造中国田径的特色与个性。

3.1 唤醒我国田径文化意识

我国田径运动管理者、从业者以及广大受众应该具有强烈的田径文化意识。19世纪中叶开始，西方竞技项目纷纷登陆中国，但是经过文化洗礼，最终与中国文化融为一体的项目屈指可数。在苛刻的文化选择中，中国只选择了乒乓球、羽毛球和篮球[19]。而田径项目作为人类本能的运动形式，它的价值形态却未能引起人们的重视。正是由于没有重视田径文化的底蕴，中国田径运动缺乏发展的动力，也正是中国田径没有得到文化的解释，中国田径运动一直处于尴尬的发展境地。在21世纪这个注重教育和知识的年代里，我们更要强调“文化意识”[20]。意识是对认识的认识，文化是群体的认识，因此文化意识是对群体认识的认识。认识容易意识难，难就难在意识是对已有认识的反省和反映。因此，唤醒我国田径文化的文化意识不仅要反省田径文化深厚的内涵，而且还要唤醒群体意识对我国田径文化的反映。

3.2 唤醒我国田径文化机制

文化机制的确立非常重要，其重要意义在于唤醒人们更加注重精神层面的喜悦而不是简单对于物质的享受。文化机制的制度成本较低，可以有效提升社会效率[21]。现代奥林匹克文化以其普适性的文化魅力而得到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普及，但是由于商业元素的不断介入，奥林匹克运动已经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异化，突出表现在对竞技成绩和市场效益的关注，而对于其本源的文化精华却逐步淡化。而我国整体田径运动竞技水平较低，因而其内在的文化未能通过项目运动的健康发展得到反映。基于此，我国田径文化必须通过相应的机制影响和决定我国田径运动的存在和发展。具体是通过3个层面发挥作用，一是深层的理念文化，也是田径文化的内核和精髓，它是田径文化中的“原文化”，甚至也是体育文化的“本原”，那就是“更快、更高、更强”。二是中层的行为文化，它是田径文化借助于一定的组织和制度而生产的社会表现，主要体现田径项目的社会管理组织以及由此引导的金牌效应和国民的田径运动热情。三是表层的物质文化，主要表现在保障国民从事田径运动的场地设施以及重大比赛的场馆景观等。3个层面由内及外地构成了田径文化的基本调解和作用机制。在3个层面中，中层的行为文化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尤其在我国举国体制的体育发展模式中政府作为体育的管理组织，它的组织建设、经费投入和专业人员培养等方面是制约我国体育文化(包括田径文化)的主要因素[22]。

3.3 唤醒我国田径文化个性

一般来说，文化个性是指个体所特有的文化心理结构，主要内容包含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审美方式[23]。尽管田径运动不论作为人们锻炼的项目还是国际竞技体育项目，它的活动方式和评价标准都是相同的。但是不可否认，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加之“苛刻的文化选择”，从而导致我们对于田径文化有着不尽相同的认识和理解。目前尤为重要的是唤醒我国田径文化的个性特征。历史成绩或许显示，在绝对力量和绝对速度方面中国运动员与国外运动员存在一定差距，知彼知己方能百战不殆。总结我国田径项目所取得成绩可知，技术要求高的项目是我国的主要突破口。刘翔在速度素质和身体强壮方面均逊色于国外选手，但是刘翔的跨栏技术却达到了世界一流。在此，追求技术的精益求精和科学的训练手段也就成为唤醒我国田径文化个性的“技术手段”。唤醒我国田径文化不仅需要微观层面的“技术手段”，而且更为重要的是需要文化自觉，需要有我国田径文化的自我意识，继而牢固树立我国田径文化的自信心。

3.4 唤醒我国田径文化内涵

田径运动是人类对自身所创造的一种文化，也是创造健康的文化[24]。在此意义上，田径文化具有普适性特质，但是由于不同的民族和群体具有不同的文化传承和转换机制[25]，在此意义上，田径文化又具有民族和群体差异性，不同的民族和群体对于田径运动文化载体的内涵表现出不尽相同的理解和态度。田径文化的内涵丰富和深厚，“生存、生活、生命”是其历史本源，“更快、更高、更强”则是其时代延伸。没有内涵的文化只能是肤浅的文化，没有文化内涵的体育项目不可能得到持久良好的发展。唤醒我国田径文化内涵是改变田径文化遭到轻视或否定的唯一办法。客观来说，不管是我国田径运动管理者还是理论界的研究者，关于田径文化的发展存在重视不够、研究不足。因此，管理者和理论研究者有责任从基础的搜集、整理、逐步挖掘、提炼出自己的田径文化，用于指导今后我国田径运动的发展实践。

3.5 唤醒我国田径文化价值

文化对于一项体育项目来说是最重要的无形资产。同理，我国田径文化对于我国田径运动来说具有极大的拓展空间。丢掉自己的田径文化，一味膜拜和效仿外来文化是不现实的，也是不科学的。当然对于国外先进的田径运动训练理念和方法，应该取长补短、洋为中用，但是必须符合中国实际。在思想认识上，应该确立强烈的我国田径文化自尊心和自豪感。刘翔能够成功，他代表的不仅仅是其运动员个体，他也代表着中国田径文化的希望和复兴。“更快、更高、更强”的理念，“自强不息，刻苦钻研”的态度同样是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精神动力。

“田径运动是基础”，田径运动一直是奥运会的主体项目[26]。田径运动的普及与提高，对增强中华民族的体魄和提高田径运动技术水平乃至提高整个体育运动水平都至关重要[27]。纵观世界体育强国，尽管各自优势项目不尽相同，但共同特点都是田径运动是其强盛之本、发达之源。因此，我国在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的迈进中，田径运动是我国必须高度重视和全力投入的项目。而一个项目的发展离开了文化的支撑和解释就会失去方向、信心和动力。而挖掘和利用田径文化的“生存、生活、生命”和“更快、更高、更强”的精髓，不仅是我国田径项目发展之需，也是我国体育事业发展之需，更是我国改革开放、社会发展、民族复兴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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