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知识分子宗教文化身份渊源探究

时间：2020-04-23 05:16:10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五四知识分子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在与多元文化的互动中，他们的文化身份不断地被刷新、改变，其中宗教文化不可忽视。寻找和确定五四知识分子与宗教文化所发生的一切渊源关系，是准确定位他们历史地位的重要依据，也是研究他们独特精神价值的必然渠道。

关键词：五四知识分子宗教文化身份渊源

五四运动在中国历史上的转折性意义是多层面的，其中知识分子的迅速崛起就是一个亮点。面对复杂多变的各种思潮，他们区别良莠，积极、勇敢地进行精神探索。学习与借鉴，批判与否定，比较与选择，是他们惯用的思维和方法。正是在积极借鉴的探索中，五四知识分子思想迅速成熟，成为20世纪初中国思想界的带头人。在他们身上彰显出特殊历史投射的痕迹，透露着多元文化作用的结果，他们的文化身份不断地被刷新，又重新被塑成。

每一类宗教都有自己的核心思想、文化原型、思维模式和话语体系，这些都会对接受者产生辐射性影响，甚至成为接受者树立社会人生态度的主导因素。布兰顿曾说：“现在人们已经认识到，要在今天对我们共同的人性问题得到明智的理解，就必须了解人类的宗教……我们每个人都要遇到这个问题，不论我们所处的时代或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如何。”在五四知识分子的文化视域中，宗教文化不可忽视。能对五四知识分子人格和精神产生引领作用，并构成群体性影响的主要有基督教文化和佛教文化。我们不光要疏理宗教思想的发展演变对这代知识分子自我信仰确立的重要性，而且要寻找和确立各种宗教文化影响五四知识分子的依据，这是定位他们文化身份的重要资料。因为根植于心的宗教思想，是他们解释人生苦痛和社会真谛的源泉，更是与苦难相抗争的精神依托。“信仰的最终目的不是通过神秘的宗教体验，获得与佛、上帝同在的最高幸福，解脱不幸和苦难，而是借用宗教净化感情、增强勇气，以自己的力量同不幸和苦难作斗争。”

一、佛教文化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后，与中国本土的儒学结合，对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经历了魏晋玄学、隋唐禅学、宋明理学后，佛教已从一种宗教学说演变为一种中国式的思想学说，对中国人的自我主体建构和精神追求方面形成了定势引导，成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的一部分。五四知识分子与佛教的关系就是在这种背景与传统下发生的。佛教宁静致远、空灵飘逸的超脱精神和大慈大悲的悲悯情怀，给正处于精神探索艰难期的五四知识分子以慰藉和寄托，与他们或压抑或苦闷的心灵相吻合，于是五四知识分子中有相当一部分人都是佛教的信仰者。当然，佛教进入知识分子的心灵还有其他的渠道，这些都充分证明佛教文化已浸润到知识者的日常生活中，慢慢地塑造着他们的气质和形象，外在的身份特征也发生了变化。

1．家学渊源

五四知识分子中有不少出身于吃斋念佛之家或是在成长求学中受此熏染。从小被言传身教、耳濡目染，有人不仅穿僧衣、吃素食，而且信佛也极大地影响了他们的人格气质，是他们修身养性的坚实基础。中国长久以来的内外兼治的治学传统，不仅使知识者在宗教文化中寻求精神的慰藉，更是引导着他们为人处事的观念。

许地山就生于一个礼佛之风的家庭。其祖母吃斋奉佛，虔诚有加，他父母均笃信宗教，尤其其父对宗教颇有研究，自号“留发头陀”，后来所娶妻子也是佛家之人。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成长的许地山，从小对佛教就有一种亲近感，培育了他宗教意识的同时就已化为其人生的一部分。大学期间他更是对宗教有潜心研究，陈寅恪曾说：“读许地山先生所著佛道二教史论文，关于教义本体具有精深之评述，心服之余，弥用自愧。”家学传统和后来的用心研究，不仅影响许地山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更影响着他的创作，其作总有一种超俗、宽容的气质。如《缀网劳蛛》就透露着明显的佛学意蕴。作品中尚洁说：“我像蜘蛛，命运就是我的网。”“所有的网都是自己组织得来，或完或缺，只能听其自然罢了。”这种听天由命的“蜘蛛哲学”，其实是对佛教宿命论思想的精辟解释。可见佛教思想已成为他创作的主要资源，使其外在的身份带有佛教文化的特征。鲁迅、周作人等人都出生书香世家，都直接或间接地受来自家庭中佛学氛围的熏陶，不仅渗透于创作中，更是在宗教教义中提炼重树国民新道德的元素。

2．身世经历

要研究五四知识分子与宗教的渊源关系，就不得忽视部分知识分子独特的身世经历。人的经历是影响人格气质的主要因素，往往也会成为他们倾心于宗教的关键。如废名就出身于礼佛甚兴的黄梅县，这里几乎人人都受染于佛教文化。从小父亲带他出入于各种寺庙，参加形式多样的集会。这样的经历不仅培育了他丰富的宗教情怀，而且也使他外在的气质乃至创作都深深地烙上了佛禅之气。对此他本人更是感同身受。“五祖寺是我小时候所想去的地方，在大人从四祖、五祖带了喇叭、木鱼给我们的时候，幼稚的心灵，四祖寺、五祖寺真是心向往之。”对佛禅文化的感性认识和情感经历，是潜化于心的艺术熏陶，为其以后的宗教自觉打下了基础。

郁达夫的个人经历也使他与佛教建立了甚密的关系。虽然他本人不信佛，但这不妨碍他对佛教文化的熟知与兴趣。他许多精美清新的游记散文就是在游历了众多佛刹之后的心灵记录。天目山禅源寺，雁荡山的灵岩寺，兰溪的栖真寺，天台山的国清寺等十多所著名佛刹都在其游记中重点介绍过。对佛教文化情有独钟和郁达夫一生颠沛流离的经历有一定的关系。不管是遭遇事业的挫折还是情感的不顺，当对佛理境界体验越深，越能帮助其摆脱生活中不能平息的困惑，使其精神逐渐趋于平静。这种精神发展趋向既是对中国传统文人的认同，更是对自身修养性情的一种历练。所以他的文章和人生总会透露出“参透色空真境界”的大彻之悟。

鲁迅对佛学研究颇深，不光是年轻时受章太炎的影响，也与中年期身体疾病有关。肉体之痛使其对佛学所谓的“生老病死，六体难安，犹如火宅”有深刻理解，所以鲁迅对死亡、坟及地狱等意象描写入骨入髓，大有亲历者之感受。这样看来，有时候知识分子独特的人生经历往往会与宗教结缘，是通向宗教道路的桥梁。宗教给他们人生、人格以诸多启示，是一种真正的精神引导，丰子恺、夏尊均属此类。

陈独秀、周作人、俞平伯、瞿秋白等都与佛学文化有较深的渊源关系。佛教对他们的精神建构起着重要的作用，也是研究者深入他们内在精神结构的切入点。他们生前死后都与佛教有屡说不尽的关系，佛教文化无疑成为他们外在的文化身份的显著标签。

二、基督教文化

基督教早在唐代就进入中国，但并没有像佛教那样很容易被中国人接受，而是经历了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冲突和不断磨合的漫长过程。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伴随着西学东渐之风才大规模进入中国，并对中国社会结构产生较强的冲击。中国传统文化的许多方面都或隐或现地烙上了基督教文化的特征。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处事原则都已与基督教有着无法剥离的关系。“现代中国电影与文学表现肯定的善的时候，这善永远带有基督教传教士的气氛，可见基督教对于中国生活的影响。”基督教渗入中国人的意识深处，并对人们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发生着巨大的作用。五四知识分子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接触并接受了基督教，将其作为自我人格、思想形成的重要精神资源。要了解五四知识分子的宗教信仰，定位他们的文化身份，必然要考证他们与基督教文化建立的各种渊源关系。

1．西学背景下的正面接触

1840年，伴随着西方殖民主义向中国发起的侵略，中国开始大规模接触西方文明。中国原有的政治、经济、文化体系受到强烈冲击，在强弱刺激之下中国人开始放眼于世界，改变曾经排斥的态度，或积极或消极地接受西方文明。不管是否愿意，也不管能否发自自觉，接受西方文明的过程本身就是接受基督教的影响。作为一种精神文化，基督教的教义具有提升人灵魂的作用。能够大规模地被中国人接受，既与西学东渐的中西文化交流有必然的联系，同时也与新文化运动时期知识分子救国救民的精神探索有关，相当一部分人就是在基督教的教义中获得精神的安慰，也有人从中领悟到与中国现实相吻合的道理，从而汲取有价值的思想养分。所以五四作家们常常会用文学形象生动表达与基督教不可分割的关系。“是把宗教文化、宗教精神纳入中国现代社会变革、中国新文学发展的轨道中来思考和吸取的。”在特殊的情境和心理下五四知识分子接受了基督教，双方大规模地正面交流自此开始。

周作人就对基督教在当时中国的存在极为认同，认为基督教可以新人心，更适合中国人的心理状态。“要一新中国人的人心，基督教实在是很适宜的。极少数的人能够以科学艺术或社会活动去代替宗教的要求，但在大多数是不可能的。”不仅如此，他还深刻地谈到基督教对中国文学的主题、思想的辐射影响。“现代文学上的人道主义，差不多也都是从基督教精神出来。”周作人的观点不仅强调了基督教在当时中国传播极为普遍的事实，而且强调了基督教难以取代的重要性。

陈独秀、闻一多、冰心、王统照这些人文型的知识分子都从不同的层面上理解基督教，将其作为思想的主要资源，用事实证明了这代知识分子与基督教正面接触的历史过程。“现代思想对基督教的关注，无论是赞同还是反对，都已说明基督教文化已进入到现代思想者的思维视野，基督教有了生存的思想空地。”基督教在中国人意识领域开辟生存空地的同时，其实也建构着中国人的思想体系，五四知识分子作为现代思想者，他们思想的形成乃至最后的定型在一定的程度上都经历了这样的互动过程。

2．教会学校的教育与引导

20世纪初，基督教在中国大规模地传播与发展，也表现在宗教团体在各地成立教会学校。这些机构体现了基督教实力的壮大，也说明对中国人宗教意识的渗透和影响已被纳入到正规的程序中。教会学校，既扮演了文化侵略、文化殖民的角色，又便于中国人系统接收基督教教育，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正规场所。“仅就教会学校而言，它有殖民教育和输送宗教的目的，也培养了各种层次和类型的知识分子，他们是中国较早接触、了解西方文化的一批知识分子。”五四知识分子中相当一部分人就是从这里走出来的。

教会学校不仅传授科学知识，而且注重培养宗教意识，如道德情怀、奉献精神。他们依据人的生理特征，抓住最佳教育时机进行渗透，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教会学校的学生，正在容易受影响的年龄，惯于把赞美诗与教堂和庄严、纪律、青春的理想联结在一起，这态度可以一直保持到成年之后，即使他们始终没受洗礼”。林语堂基督信仰的形成，萧乾对基督音乐的痴迷，冰心“爱的哲学”的形成都是教会学校教育的积淀。许地山、张资平、庐隐、梁宗岱等都是教会学校毕业的知识分子，他们的人生道路、人生追求无不折射出这段经历的影响，他们的气质和人格无不带有基督教思想浸润的痕迹，这是一个无法抹去的文化身份标志。

3．留学经历的影响

留学制度是近代社会组织的一种形式，为中国人直接接触西方社会和文化提供了平台。之前对西方的了解和接触是经过多种媒介的传递。留学制度的建立缩短了中西交流的过程，而且能使中国留学生亲身体会原生态西方社会和宗教。这是一个主动性的接受过程，他们所受的熏染自然是全方位的。留学也成为当时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求学之路。胡适、鲁迅、林语堂、胡也频等都有留学欧美或东洋的经历。他们到国外学习西方的文学艺术或哲学的同时，就近距离接触了基督教。苏雪林留学法国的经历，使她从心灵深处对异域文化产生崇拜，最终皈依天主教。她的自传体小说《棘心》反映了那代知识分子的精神苦闷和救国愿望，最终选择皈依宗教无疑是作者所祈求的精神出路。探究《棘心》的创作意图，作家的留学背景是不能忽视的。

对于郭沫若、鲁迅、王独清等曾有一技之长的知识分子，他们后来都从技术型转向了人文型，人生道路发生了很大的转变。这过程不可排除留学经历的影响和渗透。郭沫若借基督教审视自我，表现情感深处的忏悔。鲁迅的创作多处透露出宗教性体验。巴金一生充满宗教情怀，博爱之心历来称道。无论对这代知识分子个体研究或整体剖析，留学经历是一段重要的资料，他们沐浴西方文化养分的同时，也生发出与宗教的亲近感。他们的知识结构、人生道路及思考社会人生的方式都能反映出留学的社会背景，这是社会组织欲达到的效果，也为二者建立关系提供了渠道。

总之，特殊的历史使命和积极变革社会的要求注定五四知识分子与多种文化交流融合，处于交汇中心。每一种文化都已深烙于这代人的思想、人格中，在其精神探索历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使其文化身份不断地变更。宗教文化身份尤其明显。寻找这代知识者与宗教文化的关系，必然要依据历史的资料，细数二者曾经建立的一切渊源关系，才能更好地定位其确已形成的宗教文化身份。佛教文化与基督教文化对这代知识分子影响较深，不仅建构着他们的文化身份，而且已渗透到每个个体生命的气质、心理、习性等深层结构中，成为影响制约着人的心理行为模式的主导因素，且不易化解。

① 转引自郭国昌.中国现代文学与宗教文化关系研究述论[J].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1（6）：19.

② 陈平原.论苏曼殊许地山小说的宗教色彩[A].陈平原小说史论集（上）[C].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32.

③ 周俟松.许地山传略及其作品[J].新文学史料，1980（2）：146．

④ 冯文炳.冯文炳选集·五祖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⑤ 张爱玲.中国人的宗教.张爱玲文集第4卷[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

⑥ 刘勇.中国现代作家的宗教文化情结[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⑦ 周作人.雨天的书·山中杂信[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⑧ 周作人.圣书与中国文学[N].小说月报第12卷第1号，1921.

⑨ 王本朝.20世纪中国文学与基督教文化[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

⑩ 史静寰，王立新.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知识分子[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

基金项目：宁夏师范学院校级科研项目资助（YB200912）

作者：张存霞，文学硕士，宁夏师范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比较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