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苓与天津基督教青年会
时间：2020-04-23 05:19:16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张伯苓是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私立大学的拓荒者，也是基督教青年会的活动家，他的教育生涯与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有密切关系。而张伯苓皈依基督教以及和基督教青年会的联系，也为他毕生追求的教育事业获得了国际背景和资源。
关键词：基督教青年会；张伯苓；基督教；南开学校
张伯苓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也是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领袖和活动家。基督教青年会(the Young Men’s ChristianAssociation，简称YMCA)是19世纪末由美国移植而来的基督教社会团体，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积极参与新式教育事业，增加了和天津的现代教育领袖的亲密接触，特别是与张伯苓(1876—1951)的长期和持续的交往成为天津青年会历史上重要的一页。
1909年，张伯苓在天津西沽公理会教堂正式接受洗礼，皈，依基督，此举一时轰动津门。实际上早在此之前，张伯苓就已经与天津青年会的多名美籍干事有十来年之久的频繁往来，他的皈依基督教，直接与著名干事格林、绕伯森(C H，RobeRson1871。1960)的争取和影响有关。作为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张伯苓的事迹也被北美协会作为争取中国上层人士加入青年会、接受基督教影响的成功典型大力宣扬。格林在1908年的报告中说： “今年最令人鼓舞的事情是张伯苓皈依基督。他是私立第一中学堂的校长。是天津新式教育最具影响力的领袖。我们已经和他接触6年了。他在1908年夏天成为基督徒这件事对给全国留下造成了深刻的印象，成为华北教育界和天津上层其他各界人士讨论的重要话题。北洋大学校长报告中说，张伯苓皈依基督比过去40年传教士在天津工作的意义都更深远，这一评论显示了张伯苓在天津的地位。”接替格林担任天津青年会总干事的韩慕儒(R.M.Hersey)给穆德的信里传达了同样的信息： “私立第一中学堂的校长张伯苓成为基督徒，使我们看到了无限的希望，这位年轻的教育家皈依基督，无疑是天津青年会的历史上最有意义的事件。过去十年来他一直与青年会保持密切的关系。他公开承认自己对基督教的信仰是通过与青年会的联系而达到的。”
张伯苓加入基督教青年会后，1909年成为天津青年会第一届华人董事会的成员，从1918年开始长期担任天津基督教青年会董事会董事长，1920年4月任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大会主席。正因为张伯苓的新式教育领袖的地位和社会影响力，所以他的加盟为青年会事业带来的实际效益也是显而易见的。天津青年会早期组成的第一届董事会全部由传教士组成，1909年改选董事，张伯苓、刘健侯、王厚斋等9人组成了天津青年会第一届华人董事会，这是中国人主持青年会的开端，天津青年会的本土化有了决定性的进展，正如干事贺嘉立(Charlcs w，Hal"-vey)在报告中所说，“中国领袖的加入，特别是董事会两名最强有力的成员张伯苓和王厚斋，对我们来讲真是恰逢其时。”张伯苓，天津城里杰出的教育家，他的能力、在非基督徒中的影响力、和领袖地位，使他在诸多新兴事业的领袖中享有广泛的知名度和极高的声誉，他无疑是华北地区最重要的基督徒。在中国青年会的历史上可能没有任何其他的事件的意义能够比得上张伯苓的皈依基督，这标志着我们这一运动本土化的进程在华北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并使我们加速了中国教会自养、自传的步伐。张伯苓的经验、他在城市里的熟人资源社会关系。在领袖人物当中的声望，诚恳和积极的帮助已经在募捐和青年会工作的其他方面体现出来。仅这两个人的发现就使今年一年的工作大放光彩，值得大书特书。
张伯苓的影响力以及广阔的社会关系很快在青年会筹建新会所的事情上得到了体现。随着天津青年会事业的扩展，三育并举，原来租用的院落渐渐不敷使用，于是董事会决定在城市中心位置的东马路购买地基筹建新会所。从发现新会所地基的空地、谈判地产、发动大规模的募捐、处理各种微妙而又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都由王厚斋和张伯苓从中操作才能实现。按照北美协会的政策，建筑费由北美协会代募，购置地基的款项则一律由当地筹集。当时各级官员以及士绅地方财政负担沉重，募捐是非常不易的一件事。而这次募捐成果显著，拟筹款42，000两，一共捐得37，000余两，“慷慨捐助者大有人在”，其中湖南籍富商欧阳旭德一人就捐银2万两，名列募捐单之首。在论及为什么给青年会捐款时，他特别提到，“看到张伯苓先生如此积极地支持青年会。我就知道这肯定是一项惠及天津城里的年轻人的好工作。所以非常高兴我能为青年会购得会所地基效力。”实际上正是通过张伯苓本人与欧阳旭德的关系才争取到了这一大宗款项，后来作为回报，在格林和绕伯森安排张伯苓赴美考察教育的时候，欧阳也得以同行。
事实证明，美国干事发现张伯苓，争取张伯苓加盟青年会，是青年会构筑本土社会网络的关键；而张伯苓皈依基督教以及和基督教青年会的联系，也为他毕生追求的教育事业获得了国际背景和资源，使张伯苓的南开学校以及南开大学与美国结下了很深的渊源。关于这一点，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在记述高等教育的章节中用了相当的笔墨加以介绍：“最著名的教育家的活动例子是南开，这是张伯苓领导下在天津成长起来的中等学校和高等教育的联合体。……1917—1918年张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学习一年后，得到严修和范源濂的赞助，他们支持他办大学的计划。通过发动他与天津上层社会(如严家和郑家)和国内知识界(范源濂是前任教育总长，蔡元培的密友)的关系，还有与国际教育团体(张与1909年皈依基督教，并与基督教青年会建立联系)的关系，他筹集了足够的资金，得以建造南开大学的第一座校舍。……张伯苓的双重文化的业绩是来自天津上层社会、留学归国教育家的国内知识界和国际(特别是英美)教育团体的支持的结合。”
从早期执教严馆、王馆，到创办私立南开中学，一直到南开大学，张伯苓都与美籍干事保持良好的私人关系与工作上的密切合作。如在南开学校建校之初，张伯苓就聘请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格林、绕伯森等到南开兼课，讲授英文、体育和理科课程，并指导学生的课余文艺、体育活动和来校演讲。格林还曾帮助南开中学成立了青年会乐群会。张伯苓从这些年轻的美国干事身上看到了一种中国人缺乏的精神和组织的力量，“我最初听说基督教，是通过基督教青年会绕伯森和格林。他们两位那时刚从美国来到天津，我非常崇拜他们的精神……兄弟最佩服青年会的组织。以基督的精神，推行社会服务。”
青年会也给张伯苓的个人事业提供了跨国的网络支持。1908年夏天张伯苓赴美考察教育，以及1917年赴哥伦比亚大学进修都是经由格林、绕伯森的帮助，提供旅费，介绍和联系和美国各界人士会面等等。由于张伯苓皈依基督教的事迹被北美干事在美国大加宣扬，张伯苓为美国人所知，为南开募捐等活动得到美国人的相应。张曾几度赴美考察高等教育制度和筹集资金。1928～1929年出访归来后，他将南开大学改为三个学院。张伯苓和北美干事之间的密切联系，使他能够利用青年会的跨国网络，为他的教育事业谋求广阔深厚的智力、财力支持。一方面接近美国教育思想的前沿，一方面又可以争取到美国人的金钱，使南开系列学校成为中国私立学校中的翘楚，南开大学更是在后来为数不少的教会大学以及国立大学中独树一帜。享有盛誉。在中国近代政治动荡、国家贫弱的环境中，张伯苓能以一己之力支撑南开大学事业兴盛，是与北美青年会的国际支持分不开的。
与青年会以及美国教育界的联系使张伯苓的办学模式和办学理念具有了典型的美国教育的特点。如注重实用科学、体育、基督教的信仰。在美国人看来，张伯苓属于那种“严谨自律、诚信认真而又热心公益的个人奋斗者”，在他身上寄寓着中国的希望。前燕京大学校长、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话反映了美国人对张伯苓较为普遍的观察： “近年每当我见到张伯苓，他总是说，只有他深知我的苦处，也只有我深知他的苦处，他是在述说在中国创办与支撑一所私立大学的艰难。作为燕京大学校长，在美国我有一批潜在的赞助者，美国人有热心国内外教育和宗教募捐的传统。而张伯苓没有这种优越条件，在高等教育一向是由国家办理，以及近来成立的现代大学的经费都是由中央政府和省政府提供的国家里。办私立大学，张伯苓是一个拓荒者。……经费来源有限，如何使预算收支相抵，是一件令人忧虑的事。我对张伯苓遇到的困难深有同感，我看着张伯苓一年一年地过来了，这足以证明他具有辛勤努力和艰苦的精神，令人赞赏。”
面对西方的影响，中国人决不仅仅是被动接受者的角色，张伯苓的事迹就证明了中国人的自主性。美国干事发现和争取张伯苓，当然是利用他的社会影响力来发展青年会的事业。张伯苓的加盟也确实使天津青年会的本土根基日益深厚。但更重要的是，通过和青年会的接触、与美国的联系，张伯苓的教育事业获得了国际资源，并以顽强努力为南开学校赢得了国际声誉。在基督教进人中国的历史上，张伯苓等中国基督徒领袖与原来社会底层的“吃洋教者”不可同日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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