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甫志高究竟是谁？（四）】 甫志高
时间：2019-02-20 05:44:54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涂孝文，本名涂万鹏，化名杜谦益，原籍四川省江安县，早年在成都求学，毕业于省立成都师范学校；1936年秋考入四川大学法学院政治经济系。在四川大学读书时，涂孝文表现很进步，1936年10月，“民先队”(“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简称)成都地方队部成立，他是发起人和5个负责人之一。抗日战争爆发不久，涂孝文便加入了共产党，1938年10月任中共江安县委书记、泸州中心县委执委；1939年4月任泸州中心县委常委(副书记)，7月又升任中心县委书记。
1939年秋，中共中央南方局决定从四川选派几名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先去延安学习，涂孝文有幸被选上。到了延安后，涂孝文改名为王果夫，于1945年4月下旬参加了党的“七大”会议。1946年，为了加强国统区的工作，涂孝文又被中央派回四川，4月份分配到下川东区工委任副书记，为了掩护工作，他考入万县辅成法学院当学生。1947年10月，中共川东临委成立后，涂孝文任临委副书记兼下川东地工委书记。1948年初，下川东奉(节)大(宁)巫(山)起义失败，中共川东临委委员兼下川东地工委副书记彭咏梧壮烈牺牲后，虽然斗争条件恶化了，但是涂孝文和地工委所属干部都没有丧失信心，竭尽所能，争取重新打开局面。春节期间，涂孝文在重庆参加川东临委会议后，便赶回下川东就近领导，并指派卢光特做他和川东临委之间的联络员。
1948年6月初，时任中共重庆市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的冉益智被捕后叛变，出卖了中共下川东地下组织及其领导人，其中也有涂孝文。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二处处长、西南地区最大的特务头子徐远举问：“涂孝文是不是‘老杜’?”冉益智回答： “就是。”徐远举一听，大喜过望，近一段时间，他一直为搜捕“老杜”绞尽脑汁，却总是不得要领，未曾想竟然“得来全不费工夫”。他立即组织了一个侦捕组，派已升任二处情报课长的雷天元当组长，带领侦防处科长左志良和二处行动组长漆玉麟等十来人，由冉益智带路，命令他们务必将涂孝文缉拿归案，并将下川东地区的中共地下组织一网打尽。
冉益智在万县工作多年，十分熟悉下川东的情况，1947年10月川东临委成立后，组织上曾让他具体负责川东临委和下川东地工委之间的联络工作，这为下川东的中共地下组织遭到大破坏和涂孝文的首先被捕留下了隐患。
1948年4月上旬，联络员卢光特照旧去设在重庆电力公司的下川东与川东临委的通信联络站找刘德惠，得知刘德惠刚刚被捕，卢光特估计情况很严重，立即赶回万县向涂孝文报告。在万县西山公园里，卢光特汇报完工作后。问涂孝文：“我们与临委联系中断，能否与上川东的邓照明联系?”涂孝文说：“在未弄清详细情况之前，以谨慎为要，凡下川东转移去重庆的干部，都不要随便去找。”他同意卢光特与邓照明接触，并简要介绍了邓照明的情况，又嘱咐道：“多听他介绍情况，及时回来报告，不要讲下川东的事情。”卢光特要涂孝文注意安全。涂孝文却说：“不要紧，重庆没有人知道我在万县的地址。”卢光特到重庆后，通过朱麟(梁大达起义失败后转移到重庆的上川东工委干部，曾与卢光特在天府煤矿一起工作过)找到了邓照明，请他帮助下川东地工委取得与川东临委的联系。卢光特曾先后两次建议涂孝文到重庆与邓照明研究形势，但是涂孝文却对卢光特说：“重庆的情况复杂，很乱，我认识的人多，不能去。”他还表示：下川东与重庆隔离得很好，可以避免牵连，我们要把下川东保住。只是让卢光特继续“试探”。
6月8日，特务们带着冉益智到了万县，负责行动的特务漆玉麟、黄声扬、陈林、邱云等带着冉益智，住在十字街的佛兰西旅馆，不准随便外出；雷天元、左志良等特务头目，则住在离佛兰西旅馆不远的福源商栈，并包下商栈3楼的全部房问，不准外人上去，以免走漏风声。次日，雷天元来到佛兰西旅馆，将冉益智带去研究侦捕涂孝文的事。来万县之前，特务们已从冉益智口中得知了涂孝文的详细情况：中等身材、络腮胡，30来岁，在辅成法学院挂名读书。与此同时，左志良找到辅成法学院教导处管注册的特务张炽，打听涂孝文的情况。张炽给了左志良一张涂孝文的照片，介绍说：“此人曾停学很久，这学期又来复学了。”涂孝文照片上的样子和冉益智说的完全一致。当天下午6点，雷天元送冉益智回佛兰西旅馆后，悄悄对暗中监视冉益智的漆玉麟说：“我看冉益智表现不错，这次不会发生什么意外。”
经过几天的侦查和谋划，雷天元决定于6月11日(农历五月初五)动手。这天清早，雷天元到佛兰西旅馆，将几个负责抓捕的特务集中在一起布置任务：“今天是端阳节，多数老百姓都要去看龙舟竞赛，所以行动起来不易被人察觉。今天首先要抓住涂孝文，他是共产党在下川东的负责人，很重要。我们到万县，就是要从他身上找线索。”还特别告诫一起行动的特务陈林：“陈胖子，这次行动你尤其要注意。你过去在万县干过，你的王麻子、李大哥……这样那样的熟人多得很，如果遇到了，就装着没看见；如果熟人叫你，也装着没听见。万一出了纰漏。你负不起责呵!”
特务们先去辅成法学院，因过节学院没上课，也没有找到涂孝文。他们估计涂孝文可能去长江边看划龙舟了，便分成两组：一组由雷天元带队，另一组由左志良带领冉益智和几个特务，分头沿长江边的南河坝、胜利路寻找。冉益智跟着左志良沿着胜利路来到杨家街口码头，这里是看划龙舟人群较集中的地点，看热闹的人熙熙攘攘。’特务们在人群中找了一阵，仍没有结果，正准备继续前行，冉益智忽然见远远来了两个人，便兴奋地对左志良说：“来了，来了!”然后迫不及待地迎上去高喊一声：“涂孝文!”涂孝文还未反应过来，左志良等特务就一拥而上抓住了他，与他一起的党员黄绍辉也同时被捕。
左志良先将涂、黄二人带到福源商栈关押。当晚，雷天元、左志良借用富贵巷4号中统万县区特委会，与特委会秘书陈治汉一起刑讯逼供，黄绍辉顶住了严刑拷打，守口如瓶，表现出共产党员的铮铮铁骨；而涂孝文则贪生怕死，特务稍一用刑威逼，他就“竹筒倒豆子”，将中共下川东地工委的情况全部供了出来。
被涂孝文出卖的党员有：下川东地工委委员兼忠(县)丰(都)石(柱)南岸工委书记唐虚谷及爱人张静芳，地工委委员兼开县工委书记杨虞裳，地工委机关和财经工作负责人彭绍辉，地工委交通员李承林，地工委军事干部李明辉，地工委与南岸工委的联络员江竹筠；川东临委直接领导的宜昌特支书记陶敬之，党在敌56军的秘密工作者和负责人明昭；万县县委书记雷震，副书记李青林，委员黄玉清，妇女委员陈继贤；万县城区党员干部唐慕陶，郊区党员干部贺启惠；万县南岸党员干部高天柱、向燮生：万县北岸党员干部周后楷；开县工委组织委员荣世正，宣传委员吴子见；开县南门特支书记冉思源，副书记颜昌豪：云阳党组织与下川东地工委的联络员刘德彬，云 阳隐蔽区的党员干部荀明善、师韵文、赖德国等20余人。由此，特务们基本掌握了下川东地工委和所属万县、开县及其他部分地区中共党组织的情况。
但是，涂孝文没有供出下川东起义地区的党组织，这是为什么呢?一种说法是他怕说不清，脱不了手，影响特务对他的“信任”，因为他过去并没有对起义进行具体的组织领导，彭咏梧牺牲后他才接手，虽然接触过一些起义地区的党员干部，但这些人不是在山上隐蔽就是在流动之中，他很难像万县、开县等地那样说得准确。另一种说法是他叛变不久又后悔了。特务们对下川东起义的事一直紧逼不放，因为起义失败后，游击队化整为零，并未停止活动，而且特务内部一直误传是“老杜”在指挥，所以非要涂孝文交出游击队的组织不可。涂孝文说，彭咏梧是川东临委委员兼下川东地工委副书记，起义是他组织领导的，自己并不清楚，索性全部推在了已经英勇牺牲的彭咏梧身上。他见特务还不放过自己，又告密说，彭咏梧的妻子江竹筠参加了起义的组织工作，了解具体的情况，她现在改名江志伟，就在万县地方法院当雇员。这样，特务才暂时停止了追问。
涂孝文的叛变，导致了下川东大批党员干部被捕。在被押送去重庆的路上，他遭到了大家的痛骂和唾弃。这时，他似乎良心有所发现，羞愧不语。囚禁于白公馆监狱后，他在陈然、刘国�、王朴、罗广斌等难友的争取、教育下，对自己的罪行感到“很难过、很痛苦”，说自己“错误犯得太大”。他没有再出卖组织和党员，并拒绝参加特务组织，守住了最后的防线。但为时已晚。他知道自己的叛变行为不可饶恕，多次表示“愿意接受党的任何处分”。后来，徐远举为了进一步软化涂孝文，将他从白公馆转到杨家山“优待室”。1949年1月底，在成都被捕叛变的川康特委书记蒲华辅也被押到这里，徐远举让他们共同研究所谓的“经济问题”。
涂孝文和蒲华辅叛变后，苟且偷生地活了一段时间，尽管他们对自己的叛变行为有了悔恨之意，但却无法挽回给党组织造成的重大损害。这时，敌特也感到他们已无利用的价值，便于1949年10月28日，将他们和另一叛徒――原中共遂、南工委委员袁儒杰，随陈然等7名烈士一起，公开枪杀于重庆大坪刑场。烈士为后人所敬仰，但叛徒却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落得个既可悲又可耻的下场。
(压题图选自《山水画速写技法》，欧阳桦画) (责编 关 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