甫志高究竟是谁？（三）甫志高

时间：2019-02-20 05:45:16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冉益智，又名冉启熙，四川省（现属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钟多镇骑龙村人，1909年出生于一个地主家庭，成都公学（四川大学前身）文科肄业。1936年加入国民党，曾任国民党酉阳县党务指导委员会干事，主编县党部机关刊物《党政周刊》，经常撰写文章，进行反共宣传，对共产党和红军极尽造谣污蔑谩骂之能事。由于酉阳当地“王、蔡”两大封建派别斗争十分激烈，而冉益智又是“王派”的骨干，所以被掌握着当地别动队武装的“蔡派”逮捕并押送至重庆的监狱。后来，“王派”通过国民党上层的关系，对“蔡派”进行报复，将这次事件的主谋分别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冉益智才被释放出狱。
　　冉益智在重庆关押期间，曾得到同狱的一名共产党高级负责人的帮助，他隐瞒了自己的国民党员身份和反共历史，出狱不久便混入共产党组织，用张德明、冉毛、肖青等化名在重庆、万县、云阳一带活动。1939年先后任中共合川县委、北碚中心县委宣传、组织委员；同年底任中共万县中心县委组织委员；1941年5月任中共万县中心县委书记。1947年10月，冉益智从万县调到重庆任市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住在化龙桥中央电工器材厂，公开的身份是厂内职员。冉益智分管学运，领导着重庆市中心和南岸区学运特支、沙磁区学运特支、北碚区学运特支、女师院支部和各大、中学“六一社”（共产党的外围组织），还与部分党员和党外积极分子保持单线联系。在当时重庆市委领导中，冉益智年龄最大，瘦长的脸上戴着一副近视眼镜，言谈举止中隐现着世故和油滑。
　　1948年4月，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因牵涉《挺进报》案被捕，他隐瞒了自己的身份，只承认自己是一名“候补党员”，但为求自保，还是供出了地下党员李忠良等人。李忠良被捕后又出卖了余永安。
　　余永安并不是共产党员，但与地下党员邓兴丰、周显焘是达县同乡，又是重庆华西专科学校会计系的同学。抗战时期，他们都是追求进步的青年，后来党组织派地下党员张岚星对他们进行教育培养。1946年初，邓兴丰、余永安响应党组织的号召，回乡开展武装斗争，邓兴丰回到达县南岳乡，余永安则到达县女中当教务主任。这时，余永安结识了达县地区的地下党负责人冉益智，并因积极追求进步而被冉益智作为积极分子加以培养。后来，冉益智调任重庆市委副书记，余永安也到重庆银行望龙门办事处当职员，两人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中共领导的梁（平）大（竹）达（县）武装起义失败后，邓兴丰等人转移到重庆南岸海棠溪李忠良家，通过李忠良与余永安联系过。李忠良被捕叛变后，虽然不知道余永安的具体身份，但还是在出卖邓兴丰的同时，出卖了余永安。于是，徐远举派特务到重庆银行望龙门办事处将余永安秘密逮捕，余永安又供出了冉益智。
　　1948年4月6日刘国定被捕后，中共川东临委委员、秘书长萧泽宽向冉益智和重庆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长李维嘉发出警报，并约二人4月17日在北碚接头。冉益智接到警报后，按照萧泽宽的要求，马上从化龙桥中央电工器材厂撤离出来，隐蔽在黄桷树镇其岳父家里，并向自己联系的地下组织和有关人员报了警，考虑到余永安还是非党群众，就没有向余永安报警。4月15日，冉益智还打电话给余永安的妻子黄晓明，了解余永安的情况，并告诉对方他将到北碚去，暂时不能去余永安那里取钱了。电话内容被一直在此监视的特务掌握。冉益智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违反地下工作原则，将接头地点泄露给第三者，最终落入徐远举设置的陷阱。
　　李维嘉于4月16日提前来到北碚。长期地下斗争的经验，使李维嘉在这个非常时期变得十分谨慎，他先去北碚街上的图书馆和公园内查看，经过踩点，决定将接头地点选在公园里。17日中午12点，李维嘉如约准时到达公园与萧泽宽见了面，他们等了很久，一直不见冉益智来，感到情况严重，但不清楚冉益智是否被捕，两人商量了一些事情后迅速离开了公园。
　　徐远举接到“老张”（冉益智）将去北碚的密报后，立即命令行营二处警卫组长雷天元等人押着余永安到嘉陵江边的码头设卡抓捕。4月17日早上，又押着余永安过江到北碚街上搜寻。冉益智是从黄桷树镇其岳父家过江到北碚的，没有经过嘉陵江码头。17日上午9时许，当他在北碚体育场街边的一家小饭馆吃完饭出来，走到文声书店转弯处时，迎面碰上了被特务押着的余永安，余永安用特务规定的暗号――点头示意指认冉益智，特务们一拥而上抓住冉益智，冉益智边反抗边大声叫喊，想以此引来路人围观，把自己被捕的消息传出去。特务们怕走漏风声，连打带推将冉益智弄进附近的兴江旅馆楼上，要了一间空房进行审问。冉益智开始时一声不吭，特务们便用棉被蒙住他的头，狠狠地打了一顿，然后揭开棉被问：“你到底说不说？”被打昏了头的冉益智为了免遭皮肉之苦，忙不迭地连连回答：“我说，我说。”但并没有说出自己的真实姓名和身份，只承认是一般党员。特务们将他押回重庆城内的行辕二处。在刑讯室里，面对凶神恶煞的特务头子徐远举和以陆坚如为首的一群打手，面对散发着浓烈血腥味的各种刑具，冉益智吓得发抖。徐远举稍加淫威施压，冉益智立即变节，承认“张德明”是他的化名，自己的真实身份是中共重庆地下市委副书记，并和盘托出了他所了解的中共地下党的秘密。被他出卖的组织和党员有：
　　中共重庆地下市委的整个领导班子――即书记刘国定，常委李维嘉，委员许建业；3个学运特支书记――已离开重庆逃到荣昌县的沙磁区特支书记刘国�，在北碚第四保育院当训育主任的北碚区特支书记胡有猷，在捍卫中学当教师的城中心及南岸区特支书记赵硕生（赵隆侃）；一些学校的党组织负责人和地下党员――北碚师范学校支部书记蒋启予，相辉学院支部书记金臣霖，重庆大学的凌春波、周国良、杨邦俊，西南学院的罗洛庚，乡建学院的甘光余，四川教育学院的蒋茂生，市立一中的冉正林，中央工校的丁干明；以及基督教青年会的陈作仪，重庆电力公司的周显焘等20余人，还供出了党的外围组织“六一社”的一些组织和社员名单。
　　冉益智的叛变和口供使徐远举感到意外和兴奋，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共产党的市委副书记竟然是个软骨头，供出了这么多重要的情报。兴奋之后，徐远举不禁对刘国定恨得咬牙切齿，他感到自己被这个矮个子的中共重庆市委书记戏弄了――险些让刘国定以“候补党员”的假口供蒙混过关。他立即让手下押来刘国定，叫冉益智当面指认，刘国定随即叛变投敌。
　　1948年初，中共川东临委委员兼下川东地工委副书记彭咏梧领导的奉（节）大（宁）巫（山）起义，极大地震慑了敌特。川东临委副书记兼下川东地工委书记涂孝文（化名杜谦益）也参加了这次起义，游击队里的干部和战士都称他“老杜”。特务们也探得一些风声，说“老杜”是起义的最高领导人，并把川东游击队称为“老杜的游击队”，千方百计想抓捕涂孝文，但苦于找不到线索，一直没有如愿。冉益智叛变后，徐远举又顺藤摸瓜，终于搞清楚了涂孝文的情况，并立即组织了一个侦捕组，派已升任二处情报课长的雷天元当组长，带领侦防处科长左志良和二处行动组长漆玉麟等十来人，由冉益智带路，到万县抓捕涂孝文。涂孝文被捕后叛变，下川东地下党因此受到严重破坏。
　　冉益智投敌后，用自己罪恶行径换取了“自由”和特务组织的“信任”。1948年7月初，他被军统授予中校军衔，并任重庆绥靖公署侦防处专员。此后，他又在国民党的报刊上发表反共文章，为特务机关撰写“放手政策”、“学生运动”、“乡村工作”等材料，编校《四川共产党地下活动概况》一书，又在特务头子徐远举主办的特务训练班讲授“中共内幕”、“中共组织”等课程。他还为破坏中共川康特委提供线索，特别卖力地劝降被捕的共产党员。
　　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国民党政权风雨飘摇，特务们纷纷各找出路。冉益智如同丧家之犬，悄悄溜回北碚黄桷镇其岳父家寄居。1949年12月1日重庆解放后，他又窜到江北一朋友家落脚，但每天都进城探听消息。12月2日，他跑到中共重庆地下组织设在和平路原国民党市党部的“脱险同志登记处”，厚着脸皮找到刚从渣滓洞逃出来的罗广斌，并要求登记，被脱险的同志认出后予以严厉训斥，责令他到公安机关自首。冉益智自视曾经是中共地下党领导人，不愿去自首，仍然经常在城里游荡，希望能找到原中共地下组织的负责人，为自己开脱罪责。12月18日，冉益智在中华路德胜大戏院门口，碰上了已投案自首的军统西南特区副区长李修凯。李为了立功，立即上前抓住冉益智，大吼：“冉益智！你这个大叛徒，跟我到公安部去！”冉益智也不示弱，高声骂李是“大特务”。他们拉来扯去到了魁星楼，被执勤的解放军战士发现，冉益智随即被押送到老街32号重庆市军管会公安部政保处拘留。10多天后，被转送北碚公安分局和黄桷镇派出所管制。1950年10月27日，冉益智被正式逮捕。经审讯，重庆市人民法院判处冉益智死刑。1951年2月5日，冉益智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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