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协会员证的用处【作协会员证上的照片】
时间：2019-01-30 06:06:11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编者的话〕:为李书女士回忆其父李长之先生文章配发的“编者的话”,写得这么长,还排在其文前面,真是有些喧宾夺主。然而,我们竟然这样做了,这恐怕是一种到了我们这个年纪不应有的冲动了。这恐怕也是没有经过那个不让你说什么,而又非得你说些什么的那个时代的人,不大能理解的冲动!
首先要告知读者的是,此文的标题原来是《作协会员证上的照片和》,现在的标题是编者改过的。最初我们想把标题改为“绝不应让比司马迁更悲惨的悲剧重演”。有人说这简直就是个口号,可是我们觉得,这是发自我们心底的声音,我们相信,这也是李书女士发自心底的声音,是许许多多不幸而悲惨地早已离开我们的李长之式的先生发自心底的声音。不过,最后,我们觉得文章的题目还是大体按作者的原意为宜。
我们写这些文字,并不仅仅是为了编辑的需要。这实在是出于一种似乎无法回避的“缘分”,一种不经意间的冲动。或许是出于某种巧合吧?我们中的一人,前不久,在发表于《书屋》杂志的一篇文章中,回忆了与李长之先生的“神交”:
“我与李长之先生的神交开始于我读到他所著的《孔子的故事》一书,那是七十年代末,我在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工作(该社前身的一部分是开明书店)。我十分喜欢此书的活泼、直白、真正通俗易懂,而又异常严谨的文字,并且不知为何,认定如此优秀的作者一定比我还年轻(那时,我不过三十出头),就到处打听,竟无人知晓。直到八十年代中期,他的《司马迁的人格与风格》再版,我才知道,他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学者,而且,他早已不幸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五十年代初,他还正值壮年,就已有那么多的著作和译著,可谓‘等身’。于是,我急切地到北京图书馆查阅他的作品,渴望一睹为快。作者名录中还真有‘李长之’三字。然而,让我惊诧,惊诧到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的是,其名下所列著作,仅仅只剩下三种,一本是《孔子的故事》,一本是《司马迁的人格与风格》,还有一本记不清了。一个人那么多的著作和译作,在堂堂中国最大的图书馆的目录中仅仅剩下三种,这个事实对我刺激是太大了,真是痛心疾首,真是泪水难止,真要仰天长啸:这是为什么?一个人的灵性和精神,一个人的智慧和才华,一个人将其心血凝结成一部部作品,就这样轻轻易易地被抹杀掉了!这是为什么?没有人的灵性,没有人的精神,没有人的智慧,没有人将自己的精神和智慧贡献给社会,这个社会能够存在吗?能够进步吗?我认为,对于这个问题,就全社会而言,现在比过去明白了不少,采取的态度也进步了不少,但是做得还不够……”
这一神交的叙述,与李书文章有相互印证之处,使人想到“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那句老话。就在上述文字发表后不久,我们编辑中的另一人无意中得知她过去的同事李书竟是李长之先生的女儿,而《李长之批评文集》早在二年前也已问世。于是就有了我们约请李书女士写的这篇文章,以表达我们对李长之先生以及由李长之先生命运所引起的种种难以言说的心绪。而这种心绪或许不单单是我们所有的。在此,我们向李书女士表示真诚的感谢。
李长之先生在《司马迁的人格与风格》中,这样写道:“武帝是亚历山大,司马迁就是亚里斯多德”。汉武帝残忍地戕害了司马迁的身体,却容忍了他的灵性的存在和精神的张扬,因为汉武帝求才若渴欣赏奇才。虽然,我们绝不赞成仅仅将对“才”之发现和爱护寄托在帝王偶然的偏好之上�也无意将李长之比作司马迁,然而,李长之确实遭遇了比司马迁还要悲惨的命运!中国人确实不应再让这样的悲剧重演!这样地发愿和呐喊,不但出于对李长之先生及其相同命运的人物的痛惜,也是出于对司马迁式的人物再现的渴望和呼唤!既然远在二千多年前,我们中华民族就出现了司马迁所处的那样“伟大的时代”,就出现了司马迁那样“伟大的诗人”(李长之语),为什么在中华民族子孙的今天,我们之中没有出现新的更加伟大的司马迁?这不能不令我们感到惭愧和羞耻!难道我们将永远无颜面对我们的祖先和子孙吗?
1978年的12月13日,刻骨铭心,亲爱的爸爸去世了。不记得我是怎样从医院回的家,只记得那一天的天气格外阴沉、寒冷。时光流逝,如白驹过隙,爸爸离开我们已经23年了。23年来,爸爸的音容笑貌时时出现在我眼前,他那只临终时还保持着握笔形状的右手,他那双至死不肯闭上的眼睛,始终定格在我的脑海。每每想及,心痛如绞。我知道他还有挂牵,还有终生的遗憾,他还有许多梦没有圆。……
23年来,我渴望去探寻爸爸的心路历程,追随他的人生轨迹,走进他的精神世界,很想为爸爸做点什么;23年来,多少次和爸爸相逢在梦里,多少次夜深独坐桌前,提笔想写下对爸爸的日久弥深的思念,多少次又因百感交集,情不能已,未及行文已泪眼迷离。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不敢直面记忆中的创痛。我真希望历经岁月沧桑存留下来的悲剧故事,在人类跨过新千年的门槛后再也不要发生。
我的爸爸李长之,一生著述甚丰,他多才多艺且兴趣广博,敏行不怠又勤奋刻苦。他在文学批评、文学史与文艺史研究、诗歌、童话、散文、戏剧以及翻译诸多方面皆有造诣和建树。他最喜欢写作,他说:“说老实话,也许在我的生活中,写作是最快乐的了。”他觉得“只有自由职业的作家生活,最合理想”。爸爸才思之敏捷,文笔之洒脱,成果之丰硕,在当时学界与文坛颇负盛名。
爸爸当年一个晚上就可以写出一万多字,这可不是吹牛。想想,那时哪有电脑啊?爸爸的朋友们告诉我:“你爸爸写文章,真是神了!我们常聚在一起,在宿舍里打打闹闹,玩牌呀,抽烟聊天呀,可你爸爸一点不受干扰,常常是也就一根烟的功夫,一篇社论就写好了。有一次我们特意看着表,他仅用了10分钟,我们当时都很佩服。”社论可不是好写的,论点鲜明,逻辑缜密,还得短时间组合在一起。听得我很是神往,啧啧称奇。
据爸爸自己的统计,仅抗战前,已写有二百万字;战时,约略也写了二百万字。在查找、整理、准备编辑《李长之文集》的艰苦过程中,在目所能及的范围内,我们发现他的文字从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四十年代直至五十年代中期,真是遍于全国各类文学及人文科学报刊的显要版面。若从爸爸12岁时发表在《儿童世界》、《少年》、《小朋友》等杂志上的新诗、散文、童话算起,至他46岁即1957年反右斗争风暴前,35年间的写作生涯,问世的作品至少有七八百万字。
然而,当代的人知道他的并不多,范围再小些,研究现当代文学、中国古典文学,能有机会看全、看完其作品的人也不多。别说作品了,甚至一些四五十年代以后出生的大学文科学生都根本不知道在中国文学史上曾经有过这样一个人。那其中自有不堪言说的原因。
在爸爸去世20年后的1998年,珠海出版社出版了《李长之批评文集》。我闻着书的墨香,看着那一行行一句句的文字,仿佛再见爸爸。面对着扉页上爸爸的照片,如同触摸历史,爸爸的影像,在时空层面上,时而同步,时而分离;时而交错,又时而重叠。时世的变迁,不由得让人感慨万端……
有不少看过书的朋友问我,书中长之先生的照片上为什么有会“中国……”的字样呢?其中的原委说来令人心酸。这张照片是从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证上翻拍下来的,那几个字便是钢戳上的“中国作家协会”。爸爸一生中虽然写过很多的书和文章,在当时文坛上名字也叫得响,可是自1957年反右斗争的疾风暴雨使他一下子跌到渊底,以后,乌云遮蔽,再难觅雪泥鸿爪,他的名字、作品完全销声匿迹。我想,爸爸不会想到因他在真诚地帮党整风中的放言无忌而被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帽子后,日子是如此艰难又那样漫漫无期。后来又说他“认罪态度差”,“不老实”,被划为了极右分子。他是学哲学的,且生性偃蹇反俗,自此,不仅仅是不能上讲台授业解惑,不能著书立说,连行动自由的权利也被剥夺了。他最看重的人的尊严,被粗暴践踏,丧失殆尽了,什么人都可以随意羞辱他。一个有“严重问题”的人,一个心情分外沉重的人,怎么有心境自己去照相馆留个“标准像”。更主要的是,谁愿意留下这种人不人、鬼不鬼的形象!从我记事起,特别是爸爸“出事”后,爸爸极少去照像馆,要去也都是逢有什么大事(像姐姐结婚),加上我们的生拉硬拽。
1978年新创刊的《新文学史料》编辑部在爸爸去世后想发条消息,并想配一张免冠的正式照片。家中到处都找遍了,却没有一张符合编辑希望的照片,在爸爸的遗物中唯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证和月票上的照片属于“标准像”。后者虽距现在近,形象却很不理想。梳理过的头发是白色的,胡子似乎也没刮干净拉拉茬茬的,印证着爸爸无言的苦难和痛楚。记得爸爸还对我说:“这张还行,不像黑帮吧?没有潦倒吧?”说得我的鼻子酸酸的,我实在不忍心说出:“哪儿好哇?”只是“嗯”、“嗯”地点头。这张照片后用在了1986年的《师大周报》上的“祭奠几位逝去的老师”一文中。我估计,人家大概是从爸爸七十年代填写的履历表上找的,再进行了复制。
爸爸的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证,是爸爸去世后我在清理他的抽屉时发现的。会员证上的爸爸比我什么时候见到的爸爸都帅气,可我偏对这时的爸爸没什么印象。也难怪,那时我太小了,还不记事呢。我成大人了,再看爸爸,已是满头白发,身体羸弱、多病,手脚变形、步履维艰的老人了,而会员证上的爸爸那时多么有朝气,踌躇满志,那宽大的额头好像藏满智慧,黑黑的剑眉下那双大大的眼睛多么炯炯有神!那时的爸爸才40多岁,正值英年,是他一生中身体健康、心情愉快的阶段,也是他创作力最为旺盛,学术上最能有所成就的黄金季节。《新文学史料》上用的就是这张从爸爸的作协会员证上翻拍下来的照片。这张胸前盖有钢戳的照片是自爸爸的名字从教育界、文坛上消失20多年后第一次出现在人们面前的照片。
后来,它又被用在1984年三联书店再版的爸爸的论著《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和1998年珠海出版社出版的大型丛书《世纪的回响・批评卷――》上。前者是在爸爸被禁锢、被封杀了20多年后重见天日的第一部专著,后者则是第一部有关文学批评方面的论文集。
刊登在1978年《新文学史料》创刊号上的《忆老舍》是自爸爸被打成“右派”沉冤20载后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也是他有生之年最后一篇文章。文章是在1978年6月3日老舍先生骨灰安放仪式的前一天,爸爸伏案疾书,一边淌泪一边写下的。没有人能知道他那因严重类风湿而畸形的手是怎样吃力地握着笔写下的对老朋友的怀想。这时的爸爸已经很衰弱了。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在即,历史发生了重大转机,在一个充满了希望的时代,在一个欢欣鼓舞的氛围中,爸爸却再也不能醒来。结束了他漫长的悲剧。爸爸已经看到了黎明的曙光,却没能等来曙光之后那瑰丽的朝霞,令人浩叹。
1979年,为了让爸爸五十年代写的小册子《司马迁》重新面世,在一位老伯伯的建议和介绍下,我来到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社的同志借给我一本《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天底下的人大概再也想不到作为女儿,第一次看见这本书,竟是在爸爸去世之后!又有谁能想到我打开书的第一页,第一眼见到的,是那上面盖着的“仅供参考,停止售出”蓝色长方型印章!泪水,一下子从我眼眶里涌了出来,我的心被悲愤、耻辱、痛苦扭成一团。我不能明白:爸爸何罪?遭此荼毒!《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何罪?亦落此难!2000多年前,司马迁惹怒龙颜,纵然受到奇耻大辱的宫刑,汉武帝并没有剥夺他著书立说的权利,而爸爸,不仅遭到覆盆之冤,而且连他解放前写的《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也被摈斥于人世。那印章,使我联想到奴隶抑或是官府缉拿的犯人的脸上的烙印。
从那一天、那一眼起,我发愤地、仔细地阅读这本书,几乎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那时由于年青,对有些学术问题的认识还很肤浅,突出的感觉是饱含在书中的那种奔突的激情。当时的我,有个很强烈的想把书留在自己身边的念头,但最终还是依恋不舍地将其“完璧归赵”了。为了再次看到它,我曾顶着烈日,挤车远征,托朋友的熟人到北京图书馆去借。我不止一次地梦想过,什么时候我才能有一本属于自己的《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呢?
在八十年代的第一春,在花团锦簇的无边春色里,我得到了一本日文的《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这是日本著名汉学家和田武司先生翻译的,是他在访问我国时亲自送给我的。凝望着装帧得如此精美的书籍,端详着封面上印着的颇能反映爸爸性格的生活照片,热泪长流,感喟不已。
1983年,当我得知三联书店要将爸爸这本1938年蓄志要写,却因战乱、迁徙干扰,写作时断时续,终在1946年完成,1948年出版的《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再版的消息时,我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所企盼的美梦,真的仿佛一夜间就这样辉煌地来到了,分不清是悲是喜,心情实在难以形诸笔墨。在爸爸辞世后的1984年,《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重新出现在读者面前,新版的书上,还有我和先生一起写下的“再版题记”。这时的我,思想比较成熟了,开始领悟到爸爸在书的自序中提到重校李陵案的原委这段文字时何以流下感伤的热泪。在那个波谲云诡的年代,一个愚钝的小孩子不会理解爸爸,没有人伴他,爸爸如同在没有月没有星的茫茫黑夜里,踽踽踯躅的内心感受何其苍凉。而今,我才体味到在那个“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的生存状况下对他好友讲的“看来我的那些文章,那些书,也只能‘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了’”背后的酸楚,明白了爸爸从两鬓染霜到满头白发何以只在须臾间发生。
在那场“史无前例”的全民族的灾难中,爸爸自然在劫难逃。“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全盘否定中国以往历史传统、文化价值,“知识越多越反动”,公然提出的秦始皇焚书坑儒实在是烧杀得太少的怪论甚嚣尘上,在这充满疯狂、荒诞、动荡的时代氛围里,人下人的爸爸的处境就更艰难了。爸爸听到好友多是被扫地出门或惨遭毒打甚至自杀身亡的消息,痛心哀戚之至。他曾做了最坏的打算――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一死了之,再不愿,再不想苟活!但他还有那么多的工作要完成,他的事业还未竟,壮志未酬,心愿未了!是生存还是死亡?他思想斗争了好久。妈妈也劝他,“你不是最喜欢司马迁吗?我们怎样也要活下去!”至今我还深深记得在爸爸生命最后的两年,他和我谈起那段不堪回首的日子,谈及他心中“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感受时那凄寂的面容和和悲辛的语调。活下去,比死还难,更需要勇气!是司马迁的人格与风格鼓舞他,伴随他,使他在逆境中始终没有丧失力量,在严峻的酷寒中没有倒下,是司马迁精神支撑着他一直走到生命的尽头!
爸爸是批评家,又是一名诗人,具有浪漫诗人的气质,他推重中国古代具有浪漫气质的作家,像先秦作家,他推崇孟子、屈原;两汉作家,他独钟司马迁。他的批评理想既是古典的又是现代的,既有哲人般的冷静又有诗人般的激情。他把艺术理想、人生理想、社会理想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家的三大理想。他视批评如生命的创作,主张感情的批评。在作批评时爸爸强调“如何作到明白作者本意的地步”的“三个条件”,其中一个“是批评家在作批评时,他必须跳入作者的世界,他不但把自己的个人的偏见、偏好除去,就是当时的一般人的偏见、偏好,他也要涤除净尽。他用作者的眼看,用作者的耳听,和作者的悲欢同悲欢,……”。他“要求理智的硬性;要求文学在研究上也是一种科学(不止借助于其他科学知识);要求爱或憎都应该强烈;要求生命的呼声!”爸爸的爱憎分明,他不仅是对司马迁怀着率真的感情,与他所批评的其他对象孔子、李白、鲁迅等等也是心契神会,溶为一体的。诚如爸爸在1947年写的《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自序中所说:“在我创作冲动不强烈时,我不能写;在我酝酿不成熟时,我不能写;在我没感到和自己的生命有着共鸣时,我也根本不能选择作为我写作的对象。”爸爸是把“人”与“作品”并重的,所以他的文章也随批评对象的命运跌宕起伏,他与他们同呼吸,共命运,歌之,咏之,赞之,叹之。那里不仅有批评对象活泼泼的形象,也有着爸爸的充满生命力的影子,这是爸爸的文章所独具的特色,也是他的文章能够吸引并拥有广大读者的魅力所在。
雨歇天霁,《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一书的苦难历程结束了,爸爸生前期待着的公正的历史的评判终于来临了,虽然这一天来得这么慢,这么迟。想司马迁如泣如诉:《史记》“草创未就,会遭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以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想爸爸解放后一直想对《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加以修改,以期更加完善,五十年代初就写下了修改提纲,做了剪贴和其它准备,却因人事匆匆,加上政治运动风暴的不断冲击,他的绝大愿望与罕见的才华,终归虚化。想现在这些剪贴的书页、残缺的提纲依然尚存,书也重新和广大读者、海内外朋友晤面,再不用“藏之名山”,爸爸却已长眠,思之怎不怅然!远非一篇拙文所足道于万一。
我们相信,历史的脚步在风风雨雨中始终是向前迈进着的。不是吗――万马齐喑,定于一尊的局面已成畴昔,爸爸给后人留下的数百万字的作品,这些在今天读来仍因带来启迪意义而显现出蓬勃朝气、鲜活的生命力的丰厚的宝贵遗产,不仅会在新世纪新千年的洗礼中新生,也会为越来越多的今人所认知,感受到其不可忽略、不容湮没的价值之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