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我一个宾语】 宾语
时间：2019-02-10 05:29:59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一 去年在美国待了一段时间,赶上了大选的前夜,美国人狂热无比,满坑满谷都是衣服上印着奥巴马头像的人。 我跟一帮人吃饭,就因为一个女医生对奥巴马的书有句微词,她的朋友立刻就拉下脸来站起身要走。
连我的MSN上,有些跟美国八竿子打不着的人也挂着“We can change ”。
刘瑜当时在博客里说了一句:“我老想问,Change what?”
这真是煞风景的话。
在举国如痴如醉把口号当成歌儿来唱的时候,偏要站出来说:别光喊改变啦,你要改变啥啊?为什么要改?问题出在哪儿?要怎么改?这么改的后遗症可能是什么?
这种“Change what?”的态度看上去是反抒情的,是不可能追随者众的,但是,光靠流行歌曲式的口号和站队形的确解决不了实际问题。
这是刘瑜根深蒂固的思维习惯,我把它叫做“给我一个宾语”。
在《民主的细节》里,她写了一篇《控制石油什么?》
“大家都说美国人打伊拉克是要控制石油,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控制产量?控制开发权?控制价格?控制出口国方向?甚至,控制所有权?”
她接下去分析伊拉克的石油产量,美国政府与石油企业的关系……
“独立思考,就是你拥有一个观点的时候,是通过自己掌握的信息独立做出的判断,而不是因为百分之九十九的人这样认为而人云亦云。”
做“征地”节目时,我看各派对产权问题的笔战,各居意识形态之制高点,吵得几乎人身攻讦,从讥取戾,却少有人谈技术问题。
所以我赞成周其仁说的“别管左中右,质量最重要”。
别光喊走哪条路,哪条路政治正确,请先把每一处路标画出来,指明方位,划出陷阱,做出预警,细密剖切。
作为一个调查记者,我认同刘瑜所说的“从意识形态的高地回到事实与细节的平原”,“如果我们有耐心去寻找和阅读事实,很多观念冲突甚至政治冲突都会缓解”。
反之亦然。
二
当时在华盛顿,博物馆的黑人老保安知道我是记者时,突然说:“等一下。”
他飞跑着拿了张报纸给我,“看,黑人新郎被白人警察枪杀,我们要去游行。”
“你们要求什么?”
“建立自己的国家。”
我目瞪口呆,“不会吧?”
他看我不信,说“你等等”,到大街上,随手叫了三组人,一个年轻的家庭,两个青春期的女孩,一对老年夫妻,都是黑人。“你们说,你们是不是想建立属于黑人的国家?”
“当然。”六个人连迟疑都没有,“你可以到我们的街区去看一看,美国仍然是白人的国家,不是我们的。”
“你们不是有奥巴马吗?”
“他的脑子是白的。”老黑人说。
那个带着孩子的年轻男人说着说着哭了,他说他的街区警察的对讲机里,黑人的代码是“nonhumanbeing”。
2005年我写《我只是讨厌屈服》的时候,我以为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民权运动和《民权法》已经顺利地把种族问题解决了,奥巴马同志的上台更是黑人的狂欢――原来这都是我从书中看来的概念。
但这就是细节的力量,它告诉你,没有一劳永逸的答案,也没有完美的世界图式。必须老老实实承认和呈现现实问题的复杂性,认为一个概念就可以彻底解决现实问题,如果不是出于无知,就是出于智力上的懒惰。
土摩托曾经批评当下一些报纸上的“万能时评家”:“他们忽而是物理学家、动物学家,忽而是社会学家、女权学家。根据需要,在文科生、理科生、工科生和法科生之间,自由变换角色。当然,他们有几样‘杀手锏’一直握在手中,‘宪政’、‘制度’是必不可少的,‘自由’、‘真相’是不能不提的,如果还能祭出几样‘公民社会’、‘公共空间’那简直就是完胜了。”
三十三岁的刘瑜在哥伦比亚大学与哈佛受过七年的政治学的学术训练,现在在剑桥当讲师,但她的时评,提供的不是翻译体的术语,而是细节。她想知道:为什么美国前司法部长要去当萨达姆的辩护律师,为什么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要辍学去当地铁售票员?金融危机是左派的错还是右派的错?热爱主旋律的美国人为什么会容忍低级下流的电视节目?为什么热衷于保护弱者的法令最终却伤害了弱者?……
简要地说,她观察民主制度,也批评它的失灵之处,但同时说,“承认杯子不是满的,也承认半满的杯子总比全空的好,也许不能带来激进主义的快感,但却是一种智识上的诚实。”
这种智识上的诚实,用胡适的话说,其实就是“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
三
刘瑜的《民主的细节》书后,我写有几句评语,在这里引录:
“我喜欢刘瑜的评论,她讲求事实与证据,不轻易选择左中右的某一方立场,对群众和权力,少数与多数都保持警惕和观察,避免简单的是非判断,避免振臂一呼的冲动,避免智力上的懒惰,有这样的理性,才有负责任的时评。”
【选自《腾讯・博客》本刊有删
节】
题图/禁锢/小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