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之后有回声:千年之后的你会在哪里是什么歌
时间：2019-02-12 05:33:53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关键词:毛泽东 曹操 诗歌 比较 摘 要:毛泽东与曹操都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诗人。二者的诗歌,具有较大的相似性与可比性。本文主要从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两个方面对二者的诗歌进行比较,从而揭示出二者诗歌表现出的强烈艺术魅力以及作者丰富的内心世界。
毛泽东与曹操既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又是卓有成就的诗人。他们在行军打仗、治国安邦之余,无心为诗却每成绝唱:曹操一生,“文武并施,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①毛泽东在解放前征战南北,马背上吟诗;社会主义建设时,也不废吟咏,写下了许多优秀的诗篇。他们的诗,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不仅表现出了强烈的艺术魅力,而且反映了内心丰富的精神世界。
一、一己之忧与胸怀天下
(一)忧生悲情与革命豪情。曹操和毛泽东的诗歌,都体现了中国诗歌 “诗言志”、“诗缘情”的传统美学原则:曹诗中多次出现“歌以咏志”的诗句,而毛泽东则在青少年时代就对诗歌创作进行了这样的思考:“有感而后有情,有情而后著之于诗,始美且雅。”②他们的诗歌都是由情而生,言己之志,不同的是,曹操抒发的多为忧生悲情,而毛泽东抒发的多为革命豪情。
曹操的诗歌,“悲”字出现频率较高。如“树木何萧瑟,北风声正悲”,“悲彼东山诗,悠悠令我哀”(《苦寒行》);“泣涕于悲夫,乞活安能睹”,“悲弦激新声,长笛吹清气”(《善哉行》);“心常叹怨,戚戚多悲”(《步出夏门行・土不同》);“念君去我时,独愁常苦悲”,“边地多悲风,树木何修修”(《塘上行》),等等。读后,一股忧时伤世、悲怆沉郁的沉重氛围便会扑面袭来。此外,与“悲”意义相近的词如“哀”、“忧”、“戚”、“愁”、“叹息”、“惋叹”、“泣涕”等也频繁在曹诗中出现,这些其实都是诗人无法排遣内心苦闷的写照。而毛泽东的诗,则英姿勃发,激情洋溢。在艰苦的战争年代,他乐观不改:“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七律・长征》);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自信依然:“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水调歌头・游泳》)。回顾历史,他雄视千古:“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沁园春・雪》);憧憬未来,他激情满怀:“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卜算子・咏梅》)。在各个历史时期,毛泽东总是充满着革命的豪情与必胜的信念。
从曹操与毛泽东诗歌感情基调的强烈反差中,我们不难看出二者生命意识的不同。曹操的“悲”,悲的是人生苦短。“生与死”原本就是汉代文人反复吟唱的主题,再加上曹操所处的汉末时期,由于饥饿、瘟疫、杀戮等造成的非正常死亡现象的大量发生,更使诗人痛感生命的短暂和无常,以及建功立业统一天下的紧迫和焦虑。不同于曹操“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短歌行》)的伤感,毛泽东表现出了一种积极的生命观。“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诗人也感慨光阴的流逝,但这种感慨不仅没有消磨他的意志,反而激发出一种珍惜光阴、奋发向上的豪情:“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诗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对自己所从事的革命事业的正义性有着坚定的信念,因此最终能够超越艰难困苦的低沉感叹,超越生与死的苦痛抉择,处处洋溢出乐观豪迈的生命情调。
当然,曹操和毛泽东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强烈的建功立业思想。这种功业思想,蕴含着要在有限人生创造出无穷价值的生命价值意识:尽管“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也要“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步出夏门行・龟虽寿》);尽管“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也要“只争朝夕”。这种生命价值意识的贯穿使得二者的诗歌不仅思想深刻,而且充满着震撼人心的崇高力量。
(二)个人意识与民族意识。曹操的诗歌,富于个体生命的思考。毛泽东的诗歌,则富于民族命运的思考。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蒿里行》),曹操的诗歌是有人道主义精神的,但这种人道主义精神往往是出于人面对死亡而产生感伤之情的自然本性,并未自觉上升到民族忧患的高度,从根本上讲抒发的还是个人对人生的忧虑。毛泽东的诗歌,则跳出了狭隘的个人情感,凸显出胸怀民族的意识。“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毛诗中固然有作者个人的形象出现,但更多的是革命英雄群像的塑造:“百万工农齐踊跃,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杂言诗・八连颂》)。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的诗表现了把个人忧患与民族忧患结合起来,为整个中华民族而奋斗的伟大精神境界。
尽管曹操的个人意识与毛泽东的民族意识区别明显,但也有相通之处,就是二人诗歌中都体现出了“兼济天下”的情怀。曹操《对酒》一篇就描绘出了一幅理想的太平盛世图:“王者贤且明,宰相股肱皆忠良”,“子养有若父与兄。犯礼法,轻重随其刑。路无拾遗之私。”而毛泽东则以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为理想目标:“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念奴娇・昆仑》),构建了一个没有剥削和压迫、人人平等的理想社会。
应该指出的是,笔者在此并非有扬毛抑曹之意,或者说对于曹操的个人意识并无贬义。恰恰相反,曹操诗歌中的个人意识在建安时期意义非常重大。一方面,这种个人意识的出现标志着一代人对汉代儒家伦理道德规范束缚人性的反叛;另一方面,这种个人意识开始引领文学走上独立之路。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汉代文学便成为宣扬儒家政治伦理道德的工具,而汉末则是中国文学开始“自觉”的时期。鲁迅曾说:“汉末魏初这个时代是很重要的时代,在文学方面起一个重大的变化。”③曹操便是引领这种变化的先锋之一,他的诗歌时时张扬自我,充满了鲜明的个性。
二、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
(一)写境与造境。诗歌意境是指诗歌意象的有机构建以及其中所蕴含的情味。意象是构成诗歌意境的基本要素,仅就景物意象和动物意象而言,曹操和毛泽东的诗歌既有相同点,又有不同处,进而二者诗歌的意境也存在着写境与造境的区别。
曹操和毛泽东都喜欢选取阔而远的景物意象。两人一般不局限于对一草一木、一花一石的细微描绘,而是从大处着眼,将整个天地、宇宙作为自己的审美对象,着重描写自然景物的雄朴与壮大。曹操《步出夏门行・观沧海》就突出表现了这种特点:“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毛泽东的诗歌也是如此:“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沁园春・长沙》);“大河上下,顿失滔滔”(《沁园春・雪》);“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茏四百旋”(《七律・登庐山》)。正所谓一切景语皆情语,壮阔的意象反映了曹操和毛泽东包容万物的广阔胸襟和雄心勃勃的豪情壮志。
两人在动物意象这方面的选取有一定的差别。曹诗多用乌鸦、熊罴、虎豹、鸿雁、神龟、腾蛇等意象入诗,如“熊罴对我蹲,虎豹夹路啼”(《苦寒行》),“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步出夏门行・龟虽寿》),等等,常常带有悲凄的色彩。毛诗中的动物意象则往往被诗人赋予了现实中的人格色彩,如“君行吾为发浩歌,鲲鹏击浪从兹始”(《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念奴娇・鸟儿问答》)中的鲲鹏即是典型例子。同时,毛泽东诗歌中还出现了一种与正义一方对立的动物意象,如“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七律・冬云》),这里的虎豹、熊罴、苍蝇都是富有寓意的反面意象,“英雄”对“虎豹”、“豪杰”对“熊罴”的形象,体现出了革命者敢于斗争的大无畏气概,“苍蝇”形象则表明了敌人的不堪一击。再如“斥 每闻欺大鸟,昆鸡常笑老鹰非”(《七律・吊罗荣桓同志》)中的“大鸟”、“老鹰”与“斥 ”、“昆鸡”都同样对比强烈,寓意深刻,充分表现了某些人的目光短浅。
可见,曹操诗歌中的意象多出自现实生活,脱口而出,不加修饰,显得古朴;而毛泽东诗歌中的意象大都经过了严格的艺术加工,带有主观色彩,富于象征意味,显得精致。由于意象的古朴与精致的不同,二者诗歌的意境也因此有了写境与造境之别。曹诗主要是通过赋的手法白描古朴的意象,意境质朴雄浑。毛诗则主要是通过比兴的手法描写精致的意象,意境华美豪放。
“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必合乎理想之故也。”④王国维的这句话虽是针对于词而言,但用来形容曹操和毛泽东的诗歌也很合适。正如上文所言,曹操的诗歌是“写境”,是写实派,属于现实主义;毛泽东的诗歌是“造境”,是理想派,属于浪漫主义。但这仅仅是从总体看,实际上曹操与毛泽东都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曹操侧重现实,但还是有一丝浪漫主义的情怀;毛泽东喜欢浪漫,但依然重视诗歌中的现实主义精神。一方面,曹操和毛泽东所处的时代都极其混乱,混乱的社会要求他们用诗歌来观照,时代的呼声要求他们用诗歌来反映。为此,曹操继承了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精神,以敏锐的眼光观察汉末的时代风云,并且摄入诗章,写成了《蒿里行》等被称为“汉末实录”⑤的诗歌。毛泽东则在中国现代诗坛上前无古人地开创了革命史诗的题材。他的革命史诗是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进程的艺术记载。另一方面,曹操的诗歌也表现出了豁达和通脱的风格,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浪漫主义的色彩。毛泽东本人也很喜欢浪漫主义,并对其有着独到的理解:“积极浪漫主义的主要精神是不满现状,用一种革命的热情憧憬将来,这种思潮在历史上曾发生过进步作用。一种艺术作品如果只是单纯地记述现状,而没有对将来的理想的追求,就不能鼓舞人们前进。”⑥因此,毛泽东尤为喜欢曹诗对于生命有限之悲剧的豁达与通脱,以及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
(二)借鉴与创新。对于中国古典诗歌,曹操与毛泽东在文学创作上既有借鉴,又有创新。宋代文学家黄庭坚提出的“点铁成金”和“夺胎换骨”的诗学理论⑦,精当地阐述了借鉴与创新的关系,我们不妨用这种理论来比较曹操和毛泽东的诗歌创作。
曹诗的借鉴主要表现在诗歌的形式和精神两方面。“孟德诗犹是汉音,子桓以下,纯乎魏响。”⑧诚然,从曹操诗歌的乐府题目,到“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手法,曹诗都继承了汉诗。曹操诗歌的创新集中表现在用古题写时事上,如《薤露》本是汉代挽歌,曹操选取挽歌之题,赋予了时代内容,抒发了个人的抱负以及伤感的情怀,当然这种伤感并不像《薤露》等诗那样充满着哀叹,而是代之以慷慨悲凉的时代强音。
毛泽东则喜欢借用和化用古人的诗词名句,将它们巧妙地融入自己的创作之中,显得生机焕发,浑然天成。如在《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中,毛泽东为揭示新政权代替旧政权的历史规律,借用了李贺的“天若有情天亦老”(《金铜仙人辞汉歌》),信手拈来,十分贴切;再如《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中的“正西风落叶下长安”,化用了贾岛《江上忆吴处士》中“秋风生渭水,落叶满长安”,了然无痕,如同己出。
当然毛泽东并不是一味地模仿,他往往喜欢“反其意而用之”,从而体现出鲜明的个性,最终达到化腐朽为神奇、开拓新的诗歌境界的奇妙效果。典型的例子如毛泽东写的《卜算子・咏梅》,就公然自称“读陆游咏梅词,反其意而用之”。“反其意而用之”这种手法一直贯穿在毛泽东的诗中,其中最突出的莫过于表现为对一些中国传统文化情结的逆反。其一是对与重阳登高相关的传统文化情结的逆反。重阳登高,古代文人常会借这个节日抒发身世之感和思乡之情,如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一诗。1929年的重阳节,毛泽东写了《采桑子・重阳》。这首诗虽然作于军阀混战加剧之时,却一扫古人的哀愁情调,代之以革命家的豪情壮志和乐观情怀:“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其二是对与登楼相关的传统文化情结的逆反。在古代,登楼与愁情常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在古代文人的作品中充满了因登楼而产生的哀愁,典型的如辛弃疾写的《丑奴儿》:“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表现了作者受压抑而报国无门的痛苦。毛泽东则与此不同。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形势极其严峻。1927年春,他登上黄鹤楼极目远眺,不仅没有让自己的感情更加郁结,反而一扫愁绪,发出了“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菩萨蛮・黄鹤楼》)的豪迈之音。其三是对与梅花相关的传统文化情结的逆反。古代文人认为梅花脱俗,因此历来喜爱梅花,往往借它来表现自己清高冷傲悲凄的情怀。“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陆游的《咏梅》一词即是著名的例子。毛泽东却反其意而用之,唱出了高昂的格调:“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卜算子・咏梅》),借梅花形象突显了中国人民勇于克服困难的精神风貌。
“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浪淘沙・北戴河》)。正是因为毛泽东与曹操在人生道路和诗歌创作上有着较大的相似之处,所以虽然日月如梭,时隔千载,前者却对后者产生出超越时空的精神共鸣。这两位历史人物从事诗歌创作,并不是出于纯文学目的,但同样取得了彪炳千秋的成就。毛泽东和曹操的诗歌,必将在中国文学史上焕发出永久的艺术魅力。
作者简介:魏红星,文学硕士,燕山大学文法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系讲师,主要从事先秦两汉文学研究。
① 王沈.魏书[M].
② 毛泽东早期文稿之“讲堂录”篇[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
③ 鲁迅.而已集之“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篇[M].
④ 王国维.人间词话[M].
⑤ 钟惺.古诗归卷七[M].
⑥ 毛泽东文艺论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16.
⑦ 黄庭坚《答洪驹父书》云“自作语最难,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又惠洪《冷斋夜话》记载黄庭坚语云“诗意无穷而人之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无穷之意,虽渊明、少陵不得工也。然不得其意而造其语,谓之换骨法;窥入其意而形容之,谓之夺胎法。”
⑧ 沈德潜.古诗源卷五[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