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家科学院和学会:学术与政治\国家_新西兰皇家科学院

　　“学术”似乎是一个耳熟能详的概念，但是，要说清楚却实属不易，尤其是当我们把它纳入到一个东西方的差异语境下。现代意义上的“学术”起源，在我国应该追溯到晚清的西学东渐，这里的西学显然指涉的是西方的“科学”和“技术”。罗志田提及，早在一八九六年的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序例》中，便将西学归为两类，“理科”的众多学科为“学”，而诸如“史志、官制、学制、法制一类，还包括农政、矿政、工政、商政、兵政、船政等‘实用’科目”，统归于“政”，“政”即为“术”，“术”与“学”不同，“学贵探索、术重实用”（罗志田：《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三年版，8页）。因此，从西学之�译始，我们不难理解，至少在对于当时主流的知识界而言，“学术”在中国基本等同于“科学”与“技术”，当然，这里的技术也涵盖了带有实用色彩的一系列社会管理技术（制度），即所谓的“统治术”。
　　晚清关于“学术”的理解由此而滥觞，无论是“学”还是“术”，从此再也没有撇除其与政治、国家间纠缠不清的关系。在由救亡图存到冷战的时局转换之中，作为“科学和技术”的学术，几乎从没有获得其独立所需要的哪怕一线罅隙。也正是因为这一缘由，西方科学之母――原始意义上的学术概念及其所内蕴的文化和精神，在迫于救急之用的“嫁接”中，难得能够在我们的土壤中萌生哪怕半点新绿。即使在今天，学术界流行的“SCI”、“CSSCI”论文发表热潮，其实细究起来，也难得与学者们的自我偏好有多少关联，反而颇带有自上而下的“赶超”政治和效率至上的工具色彩。
　　西人原始意义上的学术，溯及其源头，虽然也少不了与政治间存在牵连，但可能与我们中文语境下对“学术”理解有所不同。英文中与“学术”有关、且频繁出现的是如“academia”、“academic”、“academy”等单词，都是由“akademeia”（古希腊语 ,Aκαδημlα）派生出来的。Akademeia即柏拉图大约在公元前三八七年所创办的学园。有意思的是，正是柏拉图基于“理想国”宏图旨在培养“哲学王”意义上政治家的设想，最早开启了西方“智慧之学”（哲学）与政治、国家间不绝如缕的姻缘。如克鲁斯特认为，柏拉图的学园不仅关注政治理论，而且还重视有效的政治行动，是一个“颠覆性的、反民主政治活动的中心”，一个“为特定政治家准备的机构”（Anton-Hermann Chroust，Plato"s Academy: The First Organized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in Antiquity. The Review of Politics, Vol. 29, No. 1 [ Jan., 1967] ）。也许就是因为“academy”所附带的这种政治意味，在度过漫长的中世纪后，十七世纪科学崛起之时，在西欧凡是由政府和国家组建的科学机构，也大都称之为“academy”，如十七世纪六十年代设立的法国国家科学机构称为巴黎科学院（Paris Academy of Science）。而也是在同一个年代创立的伦敦皇家学会（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即今天的英国皇家学会）却是一个民间机构，它的称谓并不是“academy”，而是“society”。
　　一个看似偶然的称谓变化，其实却隐含了对“学术”的管理制度所存在的理解上差异。关于Academy，正如有人认为，它是“科学之都，本身就是帝国首都不应或不可或缺的部分”。麦克莱伦对其与society间的差异做了细致的分析，他认为如十八世纪分布于欧洲大陆的巴黎科学院、柏林科学院和圣彼得堡科学院等皆为官僚化的机构，隶属于政府和国家，更多地受到专制主义的君王等级化管理与控制，而“society”相反，它多出现于更为“民主”更为分权化的英美等新教国家，少受传统君权控制，更多定位于工业化、贸易和航海领域等。Academy是基于政府的意图创办的，而society则来自于民间或私人的动议，前者接受政府的经费，而后者的研究主要来自社会显贵的资助，因此，它更为松散并带有“无形学院”（invisible colleges）性质。这种差异也决定了相对于academy，society是更为独立和自主的科学机构（James E. Mcclellan III, Science Reorganized: Scientific Societie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85，p.12―15）。
　　因为有皇家稳定的支持和资源保障，法国的皇家科学院曾出现一度繁荣的景象，网罗了不仅法国乃至欧洲众多知名的科学家，譬如德国的莱布尼茨、瑞士著名的数学家欧拉等。但是，一七九三年，也正是因为其王权“政治”的身份而被雅各宾派解散，当时著名化学家、科学院院长拉瓦锡于次年甚至被送上了断头台。相对而言，英国的皇家学会，因为属于民间组织，会员身份复杂（其中许多不属于真正的科学家），虽然没有法国皇家科学院曾拥有的辉煌，但是，与英国社会的演进和政治制度变迁类似，也没有法国的大起与大落，并且作为一个完全独立、自主和自治的社团，一直存续至今。
　　对于英国皇家学会的这种“society”组织，默顿认为，从其产生之日起，它就是清教主义、培根主义的产物。如在清教徒人口占少数的英格兰，皇家学会最早的六十八名会员中，清教徒却占62%（默顿著，范岱年等译：《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商务印书馆二○○○年版，158页）。清教徒对上帝的“杰作”――它所创造的这个秩序（即科学意义上的规律）世界的虔信，对世俗生活的关注，以及培根主义的重实验和实用倾向，使得英国的“学术”不仅带有一种精神偏好（为按照上帝的意旨管理这个世界，探究上帝所创造的一个至善至美世界的秩序），还具有一种现实功利取向，如航海。带有宗教动机的学术无疑具有超越性，它不仅是对世俗生活的超越，而且也超越了政治和国家。另一方面，它关注世俗生活和重实用的取向，又使得学术被附着上“功用”色彩，不仅为政治而且被市场所染指。而有意思的是，正是这种看似对立和矛盾的两种取向，铸就了英国学术与政治、国家之间始终存在的若即若离关系构型。以至于到十九世纪乃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前，在科学登堂入室进入大学并逐渐取代了经院哲学主导地位后，英国的牛津剑桥一方面曾长期享受着作为以从事纯科学为鹄的的精神贵族殊荣，另一方面又心安理得地笑纳政府所给予大量不附加任何条件的大笔资金。
　　而在十九世纪的欧洲大陆，academy的性质也开始多少地发生变化。大革命后，实体意义上的法国国家研究机构逐渐为国家主办的研究院或研究所（institute）替代。而Academy越来越成为一个国家对学者成就给予认可的荣誉性机构，如今天的法国科学院。此时普鲁士的科学院逐渐转换为国家的科学咨询和领导机构，其院士也主要是来自大学的知名学者。由此开始，作为科学研究的学术重心开始向大学转移。十九世纪德国的大学正是因为其作为高深学问（纯科学）之所而一度颇负盛名，甚至成为当时各国学者云集的世界科学和高等教育中心。颇为意味深长的是，德国之所以能够有如此成就，其中因素之一也是来自于宗教。如默顿所认为，早在十七世纪，德国的虔信派教徒就开始了大规模把科学引入大学，哈勒、海德堡、哥廷根、柯尼斯堡、阿尔特多夫等大学都曾因为科学研究而显赫一时，他甚至指出：没有新教的德国，天主教的德国根本造就不出著名的科学家（《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182页）。也就是因为有了十七至十八世纪德国的大学改造运动所积累的经验和所营造的社会氛围，才有可能出现十九世纪初洪堡的柏林大学。
　　一八○九年由洪堡筹办、费希特任校长的柏林大学，严格意义而言，不同于西欧以往的传统大学，它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揉入了当时普鲁士的“academy”成分。这不仅是当时威廉三世的旨意，而且也是包括康德、谢林、洪堡、费希特、施莱尔马赫、沃尔夫等众多著名学者的共识。在与拿破仑间的战争落败后，威廉三世痛定思痛后发表了他传诵甚广的经典名言：“国家应该以其知性上的（优势）弥补物质上的（损失）”，并提出放弃被法国占领的哈勒大学及其办学模式，而要创办一个与“academy有联系”的新机构。这个新机构就是开展系统的科学研究和学习的“Wissenschaft”，与传统大学的区别是“Wissenschaft”更重视科学而不是传统上主导大学的神、法、医科，而与哈勒大学不同的是它倡导理论取向，即所谓的高深学问研究，而不是功利主义的实践取向，因此，相对于西欧传统大学，它更近似于当时的“academy”。当然，新大学的办学宗旨毕竟还是为了涵养和塑造人的精神，注重人才的培养，因此它又不同于academy为研究而研究的取向，因为有众多德国哲学家的参与，如主张理性主义的沃尔夫、充满爱国主义激情的费希特以及带着浪漫主义情结的施莱尔马赫，洪堡作为一个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官员，以其高超的手法，穿梭于理性主义、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丝丝缕缕之中，编织了一个可称得上是新颖而精致的杰作（Hermann Barnstorff. The Rise of the German Universities. 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Vol. 23, No. 4 [ Jan., 1939 ] ),p.282―290）。不过，尽管洪堡特别强调为免于政治对学术自由的侵犯，国家不应该干预大学，但是，他又主张大学的教授必须由国家任命。（Frederick Gregory. Kant, Schelling, and the Administration of Science in the Romantic Era. Osiris, 2nd Series, Vol.5, [ 1989 ] ), p.16―35）这所主张由国家“包养”而又不希望政治介入的柏林大学，虽然其重研究取向而迅即成为十九世纪整个欧美大学中的典范，但是其创立初衷本身所附带的民族主义格调，以及作为国家的机构而具有的浓厚“官方”色彩，还是为其发展种下了祸根。
　　与法国早期科学院由皇家主办的风光、再到后期因为政治上的牵连而命运多舛情形相仿，由国家“包养”的性质和教授作为“政府官员”的身份，也为德国大学后期的发展留下了隐患，因为学术自由的最大天敌恰恰可能来自政治压制和国家权力，即使相对于市场的诱惑，企望于通过国家的庇护来从事“寂寞”和“自由”的研究也未必靠谱。这种情形到了二十世纪初韦伯所处的时代其各种后遗症已经尽显无遗，正如韦伯基于“贝恩哈德事件”（注，一九○八年普鲁士教育部在未经与大学及其相关院系协商的情况下，直接任命受其青睐的贝恩哈德为柏林大学经济学教授）所提出的尖刻批评：因为拥有教授任命权，出于政治意图，“普鲁士政府正在鼓励‘投机者’”，一种围绕“个人与教育部关系”的“权力运作”正在各个领域以“公开的形式”发展。在谈及德国大学因为缺乏英国大学“私人基金”资助而不得不依赖国家时，他一针见血地说道：“如果‘国家’这个政治权力支配了整个社会，就会出现俗话说的‘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短’的情况……国家是尽力为自己所好而构思――大学则为经济状态所左右，……这样的话，在‘国家’的支配下，学术所享受的利益――对科学出于兴趣的选择和学术特长的发挥，不是比以前从属于教会的时候有所改善，而是在很多方面更加恶化。”（马克斯・韦伯著，孙传钊译：《韦伯论大学》，江苏人民出版社二○○六年版，11―31页）
　　除此之外，德国后期的激进民族主义兴起，魏玛共和国时期大学学者的软弱甚至公开支持纳粹主义，应该说也与德国这种为国家和政治所“庇护”的大学及其“学术”不无关联。正如舒尔特指出：“魏玛是一个没有共和主义者的共和国，这不是毫无理由的，它如此真实，以至于行政、司法、军队尤其是大学里的大部分官员依然站在右派的立场上……尽其所能地对议会民主政体进行破坏。……知识分子躲到了自己的象牙塔里，……这种错位、顺从而无力的感觉左右了一九三○年初的知识分子，进而产生了思想上的空白，这块空白很快就被纳粹思想所占据。”（莱马里、西里内利主编，顾元芬译：《西方当代知识分子史》，江苏教育出版社二○○七年版，20―21页）。对于德国大学这种作为官僚化政治机构依附的弊病，通过比照英美，韦伯认为其缘由主要在于大学对政府经济上的过度依赖，如英美大学往往能够得到私人基金的资助，除此之外，官僚制浓厚的“家长式”作风、习气和统一性的标准，也抑制了大学的多样性、个性化和彼此间的竞争性。
　　然而，事实上英美的大学特别是美国众多著名的私立大学，从经济的角度而言，也未必能够真正地摆脱对国家的依赖。“二战”期间以及战后，美国大学及其科技迅速崛起并走向辉煌，其整个国家的学术创造力令人炫目，至今依旧维持着作为国际学术和科技中心的地位。别的不说，仅在战后的世界诺贝尔奖获得者中，美国科学家占三分之二强，而战前则主要集中于英国、德国和法国。应该说，这种格局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联邦政府在冷战时期对大学的慷慨支持，甚至于受惠于联邦政府众多带有军事目的和政治意图的项目资助。因此，就此意义而言，即使在美国，学术与政治、国家间的关系也未必就是那么的清白。但是，与德国有所不同的是，十九世纪后期美国在学习和借鉴德国大学模式、改造和新建美国式的研究型大学过程中，它恰恰最为淡化的就是德国大学的官僚化体制特征。如果说德国大学首倡国家“包养”下的学术自由和自主，那么，不仅美国的私立大学包括众多州立大学与联邦和州政府间，则形成了相对独立于国家与政治前提下接受或拒绝依从的自主和自由。在这一体制框架中，教授充其量与保持相对独立的大学间存在一定的人身依附关系，对于国家而言则基本属于自由之身。
　　正如伯顿・克拉克所认为的，美国学者一般具有双重身份，一是从属于他所在的大学，二是从属于学科意义上的专业共同体。对于学者而言，对后者所抱有的忠诚远甚于前者。而所谓学科意义上的专业共同体，其实就是与早期英国皇家学会性质类似的各种learned society，即无形学院。因为是清教国度又是英国曾经的殖民地，这种society组织早在十八、十九世纪的美国就已经广泛建立起来，进入二十世纪，美国已经成为拥有各种专业组织、国内和国际成员最多的国家。民间性的Learned society组织的成熟和发达，以及它所拥有的非官方权威性学术期刊，使得美国学者的学术成就具有了共同体内部认可性质，大学往往根据学者在学术界的影响、声誉和威望而自主性地赋予其不同的学术头衔、提供学术资源，而不受制于政府。不独于此，为了谨防政府和政治乃至于大学行政部门对学者学术自由及其他权利的侵犯，美国学术界又广泛建立了各种协会和联盟类（association、union）的民间组织，如美国大学教授协会（AAUP）为最早确立了旨在免于国家和大学当局对学者学术自由侵犯的终身教授制度。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并不为AAUP所认同的各种旨在保障个体权利、带有工会性质的“Union”也异常活跃（AAUP反对的原因在于，union带有劳工组织性质，而它的主张是大学教师为专业人员〔professional〕）。
　　可以这样认为，“learned society”传统和遗产塑就了当今美国相对自主的状态，它在学术与国家、政治之间垒砌了一个防护带，尽管它无法彻底阻隔政治力量的介入，尤其是难以抵制来自国家大笔资助的诱惑，但是，它却在最大程度上避免了德国传统大学、学者的软骨症，把洪堡所倡导的国家“包养”下的学术自主和自由，改造为专业意义上学术共同体内部认可（learned society）、权利保障意义上的集体共商（association、union）、国家和政治力量的诱导三方相互约制又彼此互动的、且带有典型实用主义特征的美国式学术自主和自由。而早期欧洲大陆“academy”的传统，也同样被揉入到美国的国家学术体制之中，联邦政府除了拥有少数自己的专门研究机构或众多交由大学、民间基金会托管的国家实验室外，也创办了一所“academy”，这就是美国的国家科学院（NAS）。成立于美国南北战争期间的NAS从其创办之初，就被作为一个荣誉性和咨询性的国家机构，其院士基本上是来自全美乃至国际上最为知名的学者。与早期欧洲科学院院士被国家“供养”性质不同，也与我国院士享受相当于“副部级”优厚待遇及其他特权迥异，曹聪指出：美国科学院的院士“并不享受任何物质利益和特权”，相反，“如果连续三年拖欠年费，将会自动转为荣誉院士，从而失去选举院士等权利”（曹聪：《中国的科学精英及其政治社会角色》，《当代中国研究》，二○○七年第一期）。换言之，“academy”在美国也附带有“国家”认可和科技政策咨询意义上的“政治”色彩，只不过，这种认可仅仅是荣誉性的，而且其认可的前提是首先在学术共同体内部获得很高的声誉和威望。
　　当然，无论如何，即使仅仅是一个荣誉性机构，当学术人忙于把Academy所授予的头衔视为自己成就的最高认可，并渴求被纳入到国家科学的官僚化体系之中，对society而言，毕竟是一种威胁，尤其是在“科学”意义上的学术越来越依赖于国家所提供的庞大经费支持，甚至直接或间接服从于国家政治意图的今天。故而，对于那些拥有院士或其他身份的学术精英及其与官方间可能存在的亲密关系，英美学术界始终保持着一份谨慎。为尽可能地保持自身的“清白”，正如有人所认为的，由学术共同体或“society”所认可的学术精英，往往选择了迎合他们的共同体内部受众，在参与国家学术政策的过程中，也不得不把具有智力挑战性的基础研究而不是国家所期求的应用性、功利性研究置于首要位置，后者更多的是由企业界的工业科学家或技术专家来承担（而这些工业界的科学家很难进入美国学术精英阵营）。因此，在学术与政治、国家之间，academy中的学术精英们更多扮演了一种调停者和保护者角色，他们成功地抵挡住了来自外部短视性的、带有实践应用取向的功利主义压力（Michael Mulkay: The Mediating Role of the Scientific Elite.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Vol. 6, No. 3/4, September 1975 [ Sep., 1976 ] , p. 445―470）。换言之，相对于带有国家色彩的“academy”成员身份，学术精英们更珍惜“society”中的角色和声名，是“学”而不是“术”更为其所青睐。
　　以上基于 academy 与 society 的流变，大致辨析了西方关于“学术”与政治、国家间的关系内涵，回到我们开篇的话题，在中文语境中的“学”与“术”，又有多少与此相关的精神和文化内涵？尤其是，在一个“learned society”（如专业组织）尚不成熟的当下，学术认可几乎等同于官方认可（如备受大学重视的各类官方学术评奖、学术期刊的权威性几乎等价于主管和主办机构的官方级别、大学更为重视研究成果为政府所采用，等等不一而足的现象），实在是一点也不稀奇。学术与政治、国家的确无法绝缘，但适当保持一点距离，或许对任何一方而言都不失为一种明智。

相关热词搜索：科学院，皇家，学会，学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