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宅梦物语相性组合图 [女学者与城市型住宅]
时间：2019-02-17 05:35:11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清华园南墙外的蓝旗营，二百年前，曾是拱卫圆明园的八旗兵之一“正蓝旗”的营地。清皇朝覆灭后，这里逐渐变成一个杂居区，住着一二百户人家。上世纪末，由国家教委出面策划并负担部分资金，由清华建筑系的教师负责规划设计，建成一个新的居住区。今天，清华、北大的几十名院士和几百名教授，就安居于此。高级知识分子的密集，知识精英的汇聚，可称全国之冠。
清华建筑系的三位女教授――张守仪、李德耀和吕俊华，也都由她们原先相当逼仄的住处迁来，在这里安度晚年。
十二年前，出于对她们在城市住宅方面的学术建树的景仰和对这门学问的学习和探求，我曾不止一次拜访了这三位老同事，并动手写一篇论述她们在中国城市住宅方面的造诣和贡献的文稿。
但是，三位学者及其家庭的坎坷和不幸却重新浮现出来，历次政治运动的风暴和枪林弹雨，形成了无法躲开的巨大冲击和干扰，学术性的文稿终于没有写成，脑海中反而浮现出另外一些女性的身影。
一九四七年，我正读高小，从家中阁楼上的旧箱子里翻出来一本郭沫若的《三个叛逆的女性》，橘红色的封面，作者亲自题写的书名。书中三个剧本，写了三个古代女英雄的故事。那时正读初中的哥哥，第一次从乡下去了汕头，带回来鲁迅、茅盾、巴金的好几本著作。鲁迅的文章没有看懂，却把巴金的《爱情三部曲》（《雾》、《雨》、《电》）糊里糊涂看完了。按巴金自己的说法，是写了“三个小资产阶级的女性”。什么叫小资产阶级，什么叫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那是解放以后才慢慢地听到宣传和解说。
三个叛逆的女性，是一种传说。三个小资产阶级的女性，是一种虚构。如今站在我们面前的是三位女学者。按照历次政治运动的主流话语，她们和她们的亲人，虽然出身各异，经历不同，但都曾被划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或有着更可怕的含义的什么“分子”的行列，遭遇过相似的困惑和苦难。如何来描述这三位学者的学术成就和她们三个知识分子家庭的命运，十余年来，一直拿不定主意。
最近，读了吕俊华先生、张守仪先生等撰写的《中国现代城市住宅》（清华大学出版社二○○三年版），又重读张守仪先生、李德耀先生编著的《城市型住宅》（清华大学印刷厂一九六三年版）。前后相隔四十年的两本学术著作，以及弥漫在这两本大著上下左右、时间长达半个世纪的风声雨声读书声，又搅起了我重新动笔的欲望。二○○六年，是清华校庆九十五周年，清华建筑系建系六十周年，那就试试看，作为写给清华校庆的第十三篇随笔。蒙编辑部不弃，前此十二年所写的十二篇校庆随笔，有九篇半曾在《读书》上刊出。
在建筑系教师之间，对年纪比自己大的，均称先生，表示尊敬，对年纪比自己小的，则直呼其姓名，反觉得亲切。
一九六○年秋季起，我与张守仪先生和吕俊华先生编在同一个教学小组里，负责建筑学专业五年级城市住宅设计教学工作。那一年，我从广州来到清华建筑系，是一个刚刚结束大学生生活的小助教。原先在南方学过的住宅设计，拿到北方来，面对着高年级学生，又从未有过授课经验，一时真的不知所措。幸亏张、吕两位先生，她们从事城市住宅研究、教学多年，学识和教学经验丰富，手把手教我，让我现炒现卖，逐步了解把握北方住宅特点和相应的教学要求。
那时候的城市住宅，完全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实行六个统一（统一规划，统一投资，统一设计，统一施工，统一分配，统一管理），每年由政府有关部门颁布几种标准设计，每户建筑面积三十多到五十多平方米，供有指标有投资的单位选用，面积、用材、造价都有严格的规定和限制。学生的课程设计，强调结合实际，做设计方案时，每户的面积，真是一厘米一厘米地抠，每平方米的用材和造价，真是一分钱一分钱地省，没有多少回旋的余地。给学生出设计题目，哪怕每户增加一平方米面积，就会给他们的设计方案带来更多的灵活性和可能性。张、吕两先生在指导学生做这种课程设计时，总是显得那样胸有成竹。一种每户五十多平方米的方案，采用何种平面形式，每种形式有多少可能性，平面安排和技术问题会出现什么绕不过去的沟沟坎坎，学生们在学习设计过程中会出现什么疑难或束手无策，她们都心里有数。无论学生想出多少形式、多少花样，提出多少问题、多少难点，都跳不出这两位“如来佛”的掌心。许多建筑师、建筑教师，都认定住宅设计没有多少学问，没有什么艺术，没有什么奔头，都不愿意与这个品种沾边。面对这么严格、这么死板的学问和功课，张、吕两先生都是全身心投入，凭着她们渊博的学识、自身的生活体验和丰富的教学经验，把枯燥的学问和条条框框，变作科学的道理和规律，传授给一班班尚没有完整的家庭生活体验、没有工程实践经验和经济头脑的学生们。
张守仪先生生于一九二二年，一九四五年在重庆毕业于中央大学建筑系，一九四九年在美国获硕士学位，同年回国，在北京大学任教。张先生的丈夫孟庆彭教授同时从美国回到北京，在中国农业大学任教。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北大建筑系并入清华，张先生来到清华建筑系，并在“清华、北大、燕京三校调整建设委员会”中分担教职工住宅的设计工作。除了设计建造了一批简易平房住宅外，当时还设计建造了一种一梯二户三层高的单元楼，每户五十多平方米。住户都不设厨房，而是在两幢单元楼间安排一个小食堂。也不知她和她的同事们当时哪来这么先进的社会理想――这差不多就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我们下放农村为人民公社社员设计无厨房的住宅外加公共食堂的模式。这只能说明当时的张先生和她的同事们在专业上勇于探索，没有任何框框。按照设计方案，清华和燕京（一九五二年归于北大）各建了两幢楼房和一间食堂，后来经过改造，添加了厨房。它们是新中国最早建成的一种城市型新住宅，当时尚不多见。一九六○年我第一次拜访张先生时，她家就住在其中一幢单元楼上。
与张先生一起教学，只见她对教学工作是那样专心致志，似乎再没有别的事物能引起她的关心和兴趣。除了教学工作外，没听见她言及其他。四五年间，记得她只对我说过一两次题外话。有一次她对我说：“看你这样整天乐呵呵的，哪一天得想办法把你整哭了！”听系里的老先生说，张先生本是一个很积极很活跃的人物，也颇获信任，当上了教研组主任，又是建筑系工会副主席，还被安排当北京市海淀区人民代表。一九五七年大鸣大放时，让她主持鸣放会，帮助党整风。后来，鸣放会被认定是向党进攻的事件，她作为鸣放会的主持人，责无旁贷，被打成右派，原来的教研组主任、工会副主席和人民代表也都统统被打飞了。一个原本又积极又活跃的人物，经过一次政治山崩的打压，终于完全沉浸进单一的教学工作中。差不多半个世纪之后重提往事时，她回忆道：“真想不到，想不通，为什么会让我一个工会副主席去主持鸣放会，而不是让系里的党政干部去主持……”似乎意在指出那正是当年“阳谋”的一个构成部分。
张先生的哥哥张守廉是美国普度大学终身教授，大妹妹两岁，目前仍居美国。张守廉先生一九四二年进入西南联大物理系，与同班同学黄昆、杨振宁一起被称为“三大才子”。上世纪五十年代，他已是国际知名的物理学家、半导体专家，而我国的半导体科学技术才刚刚起步。当年中美交恶，两国人员无法沟通。一九五八年，适逢张守廉先生到日内瓦开会，我国政府事先获知这一消息，遂安排张先生的老爸从北京专程赶到日内瓦，动员儿子回国服务。张守廉教授对远道而来的老爸说了实话：“我怎么敢回去，回去一定跟妹妹一样会成为右派。”随后，清华有人评论道，要是张守仪先生一九五七年未被打成右派，张守廉先生欣然回国服务，当年我国半导体科学技术的起步和发展，可能会是另外一种局面。当我跟张先生提及这段往事时，张先生补充说：“我的嫂子是台湾人。当时两岸关系那么紧张，他们也不敢回来。”张先生说：“一九四九年我回国时，也有人劝阻我。我说，我是中国人，干吗不回中国。”一九五九年，张先生是第一批脱帽者之一，成为一个“脱帽右派”。
一九六三年，由张先生等编著的《城市型住宅》一书在校内出版。这是张守仪先生、李德耀先生和另外三个教师根据他们在一九五○年代后期在教学、科研中积累的资料和经验而写成的一部高质量的学术专著和大学教材。十六万字，另附六百五十多幅插图。出版这样的城市住宅专著，在我国是第一次。
记得当年拿到这本书时，真是如获至宝，那么丰富的内容，那么多的实例，那样自由地翻阅。作为城市住宅课程的一个教员，我对本书的作者们充满着感激之情。“文革”中，下放农场劳动前夕，这部曾经令我心醉的教材，连同其他书籍、资料一起，都作为废纸，以每斤七分钱的贱价卖掉了。这一次，当我下决心重寻这本书找到张先生时，张先生说，她也没有留下（张先生当年也下放农场，她家的书籍，可能也遭遇到同样的命运）。在建筑系图书馆和清华大图书馆也没有找到这本书，最后倒是在美术学院的美术图书馆（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图书馆）找到了。
本人已多年无缘于城市住宅这门学问，重读本书时，仍感到它的极大的吸引力。不仅有苏联、东欧各国的政策和经验，也有欧美大国以至亚、非、拉一些小国穷国的理论和实例，没有意识形态的条条框框，也没有阶级批判的话语，向读者和学生们敞开着宽松而广阔的学术视野。这次，重读本书之后，有意做点对比，我又乘兴翻阅了一九八○年出版的由几所大学建筑系的教授们合编的《住宅设计原理》，反觉得这本一九八○年出的新书没有一九六三年出的那本老书那么丰盈那么开放。我以为，新书是按照事先拟好的大纲来写，又是多单位合写，编写者没有多少主动性积极性，又写于七十年代末，正反映着“文革”的后遗症尚未完全消退、学术界仍然沉寂禁锢的状况。
看看《城市型住宅》编著者的名单，真令我吃惊不止！它亮出了五位编著者的姓名：周卜颐、张守仪、李德耀、高亦兰、何重义。四十多年前，这个名单并未引发我的注意，我一直只记得张先生是这本书的主笔。这一次我特意问了张先生，她说：“因为周先生年纪最大，尊重他，就把他写在前面。”仍是一种无所谓的神情。但是，这五位先生中，头一位周先生，当时还戴着右冠；第二位张先生，是“脱帽右派”；第三位李先生，则是清华大学有名的“反党分子”周维垣的妻子。怎么会让他们的姓名堂而皇之出现在清华大学出版的一本教材上？（国际城市界建筑界的重要文献《雅典宪章》的译者是张先生的同班同学、清华建筑系教师程应铨先生，该书的中文译本出版于一九五○年代初期。程应铨先生被打成“右派”之后，译者的署名被改为“清华大学建筑系”，沿用至今）我想，当年这本书编著者的署名，也正与这本书的内容一样，让人们感到，在经历了“大跃进”和“三年经济困难”的折腾之后，学术界一时变得相对宽松、宽容了。差不多就在一九六三年过去之后，思想和学术又重归于禁锢和沉寂。本书作者在“前言”中所说“俟送有关单位审阅后再行出版”（指正式公开出版）终于没有可能，（因为审查不合格？）而有关教研组则因为曾把别墅作为课程设计题目而遭到极严厉的政治思想批判。
上面提到的本书编著者的头一位周卜颐先生，一九四九年自美返国，受梁思成先生之请来建筑系任教。他早年利用自己当建筑师而积攒下来的钱，自费留美（没有“庚款”，也没有政府提供的公费），在美获双硕士学位，曾在全美建筑学生设计竞赛中中奖，中奖方案被付诸实施。一九八○年代，华裔学生林璎（Maya Ying Lin，是林徽因的侄女）在华盛顿越战纪念碑设计竞赛中获首奖并顺利建成，在全球引起轰动。当时有媒体称林璎是美国第一个在竞赛中中奖并实施的华人学生。但周先生底下对我说，第一个不是林璎，而是在四十年前，一九四○年代的周卜颐。但周先生的那个设计没有越战纪念碑这么出名。七八年前，我为周先生整理《周卜颐建筑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二○○三年版）。文集中有一篇文章就介绍了那个设计。文集出版后不到两个月，周先生即与世长辞。一九五七年，周先生遭遇“右冠”之厄。自一九四九年回国之后，短短几年内，他在教学、设计、建筑理论和评论等方面建树多多。在被戴上右冠的这一年的上半年，他在全国厂矿职工住宅设计竞赛中获奖，一篇评论西方建筑思想和著名建筑师的文章刚刚发表。打倒“四人帮”后，周先生始获“脱帽”，又得“改正”。这时他已年过花甲，被安排在建筑系图书馆，当图书管理员，接着又要他退休。他不愿退休，急忙忙给邓小平同志写信，说自己辛辛苦苦留美归来，总共才干了五六年，还想继续工作。邓小平在他的来信上做了肯定的批示，使得周先生时来运转，得以重新走上讲台，带博士生，发表理论文章，还及时译出美国建筑师文丘里（Robert Venturi）震动国际建筑界的有关后现代主义建筑的理论著作《建筑的复杂性和矛盾性》。一九八四年，周先生应华中科技大学之请，赴武汉就任该校建筑系系主任并创办了《新建筑》杂志，都做出了好成绩。
“文化大革命”中下放农场劳动的教师们，并没有如当年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所要求的那样，“彻底忘掉自己的专业”。打倒“四人帮”后，张先生重操旧业，重新回到城市住宅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中，本科生教学，带研究生，参与设计实践，进行调查研究，发表学术论著，与同行们一道，把我国城市住宅的理论和实践向前推进。一九八○年，张先生在《世界建筑》杂志上发表《SAR住宅和居住环境的设计方法》一文。SAR是Stiching Architecture Research的缩写。这一方法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建筑系主任哈布瑞根（J.Nikolas Habraken）教授于一九六五年首次提出。他将住宅的设计和建造过程分为“构架”和“可分开的构件”两个范畴。张先生发表文章介绍这种方法，表达了美好的愿望，一方面有利于住宅的预制化、工业化施工，一方面又让建筑师在设计过程中听取住户意见，为每一个住户提供切合其家庭情况和不同要求的设计（建成后，随着家庭的变化，还可再行改造）。这种方法在荷兰、比利时、英、法、西德等国都有了不同规模的实践，并取得了经验。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为这种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产生、使用的方法，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最近，张先生谈到住宅问题时，特别提到：每户九十平方米，对大多数家庭来说是合适的，但应该有灵活隔断，随着家庭人口的变化而改变。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对我国住宅问题的关注，还没有消歇。
几十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张先生与她指导的研究生们一起，倾全力于城市住宅环境效益的研究和调查总结。北方住宅的日照、通风，住宅区的绿化、交通、清洁卫生诸问题，大量的资料和数据，促使张先生在七十多岁时开始学习、使用电脑。十多年前，她就说过：“这么多资料和数据，分析，不用电脑不行。研究生们都用，我也学着用。”张先生于一九八九年退休，她指导的最后一位博士生于二○○○年毕业。这期间，她参加了《中国现代城市住宅（一八四○―二○○○）》一书的撰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