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学中南海的重庆籍史学家 史学家对溥仪的评价

　　近几年，一位重庆人在中国史学界很活跃，许多高层学术活动和党政领导干部学习讲座都有他的身影，他甚至还受邀走进中南海，面对面给江泽民同志讲历史，中共中央办公厅根据江泽民同志指示，将他以及另外7位著名史学家在中南海的讲稿汇编成集，加上按语发至全国县团以上单位，供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学习参考，这个讲稿集就是后来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编辑出版、名噪一时的历史名著《中外历史问题八人谈》的蓝本。
　　这位重庆籍学者叫庞卓恒，重庆市铜梁县小林乡人，天津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休斯顿大学亚美研究中心客座教授，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会名誉理事长。
　　
　　永远忘不了的重庆
　　
　　2005年2月25日，庞卓恒教授应邀在“重庆市领导干部历史与文化系列讲座”讲学。讲座是重庆市委为建设“学习型”干部队伍，提高执政能力所采取的一项具体措施，层次较高，主讲人都是国内有影响的专家学者，包括原文化部长、著名作家王蒙，我国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清华大学教授李学勤，中科院院士、首届“梁思成建筑奖”获得者齐康，《中国文化产业蓝皮书》执行主编胡惠林，中国比较文学权威、北大教授乐黛云等。庞卓恒讲《从世界历史看文明兴衰规律》。他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在对上下数千年世界文明进程进行研究分析基础上，探寻文明兴衰规律，展望21世纪前景。这项具有前瞻性的研究成果，视角新颖，见解独特，学术界评价很高。
　　几百名各级领导干部前来听庞卓恒讲史，其中包括重庆市委副书记邢元敏和市委常委、宣传部长何事忠。他们对国内前卫学术信息极感兴趣，然而庞卓恒的一句开场白却让他们大出意外，庞卓恒说：“我的学术兴趣和学术基础是在重庆培养的。”
　　庞卓恒这样说，并非客套。
　　庞卓恒出生于抗战时期，在战乱中度过整个少年时代。那时常有轰炸重庆的飞机在老家上空掠过，发出刺耳的啸叫。他求学的平滩中学改建于一座文庙，教室阴暗、潮湿，冬天如同冰窟，几乎所有学生都生了冻疮。有的贫困生中午还吃不上饭。庞卓恒每个假期都得拣狗屎，然后挑到集镇换回一点灯油钱。在这种环境里，庞卓恒学习很用功，心灵深处有股试图改变命运的强烈冲动。
　　平滩中学校长李岑西有个女儿叫李国音，是中共地下党员，因为这层关系，1946至1947年间先后有5、6位地下党同志转移到平滩中学，以教师身份隐蔽下来。这些充满理想和激情的青年教师的到来，打破了平滩中学的闭塞和沉闷。他们在课堂上分析形势，抨击时弊，还以接触大自然的名义把学生带到僻静山沟，轻声讲述“山那边有好地方”，并且教唱解放区歌曲。在他们引导下，学生的视野开阔了，在黑暗中看到了曙光。庞卓恒十分向往老师介绍的那种新的社会。因此当1949年底家乡解放，他就满怀希望地扑入了新社会的怀抱。1950年春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不久到新组建的铜梁县文化馆，做了一名新中国的文化使者，那年他15周岁。
　　文化馆负责人叫严荫岗，是平滩中学那批地下党老师之一。在严老师带领下，庞卓恒采编新闻，办宣传栏，张贴标语，还下乡下街道办扫盲班，也参加清匪反霸、减租减息，在教育和被教育中，庞卓恒对新社会制度有了更本质的认识，思想迅速升华。
　　大约8个月后，由于文化馆缩编，庞卓恒报考了新华书店西南总分店。新华书店西南总分店位于重庆市中山一路，1951年春天，庞卓恒来到重庆。
　　那时重庆是中共西南局机关所在地，是整个西南地区的政治、文化中心，在那激情燃烧的岁月里，重庆处处充满勃勃生机。庞卓恒进步更快。
　　经过短期培训(原定培训6个月，因表现突出，3个月就提前结业)，庞卓恒被分配到新华书店西南总分店人事室，成为一名年轻的人事干部。
　　那时学习空气浓郁，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西南局的所有干部都参加了“干部业余政治理论学校”的学习，着重学习政治理论，也学习经济建设知识。有初中文凭的庞卓恒属于“知识分子”，何况还有一定工作经历，因此他除了经办一些具体人事业务并兼任机关团支部书记外，还担任了本单位的政治理论学习辅导员。
　　新华书店西南总分店与西南工业部同在一个“干部业余政治理论学校”，总校长是时任西南工业部副部长的万里。每进入一个新的学习单元，各单位的教员和辅导员先要到西南工业部礼堂听万里同志的报告，即所谓“先学一步”，庞卓恒因此有幸多次目睹万里的风采。那时的万里，30开外，风华正茂，又有丰富阅历，对马克思主义有深刻的理解，讲起来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他善于把深奥的理论同当时的中国经济和社会生活紧密联系起来，用生活化的语言进行讲述，给人留的印象特别深刻。半个世纪后，庞卓恒回忆起当时情景还激动不已。毕竟，在这些学习活动中，庞卓恒第一次系统接触到社会主义理论，第一次知道经济和社会发展有其“客观规律”。可以说，他几乎倾其一生精力对社会文明规律的思考及研究，就是在重庆的这些学习活动中打下的最初基础。
　　在重庆的日子里，1953年和1954年对庞卓恒有特殊意义，这期间发生的几件事在他一生中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件事发生在1954年夏。他由于工作出色，出席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西南一级机关第一次代表大会”。这次会很隆重，特意选在新落成的重庆人民大礼堂举行，好几位西南局领导莅临了第一天的大会，贺龙还发表了精彩演讲，主题是青年人应该怎样树立革命的世界观、人生观。贺龙时任西南军区司令员，那天他一身戎装整饬无爽，连风纪扣都严严实实，加上独特的小胡子，显得威风凛凛。他在热烈的掌声中健步走上讲台，摘下军帽放在讲桌上，笑眯眯地看着台下的青年们。对这些革命后来者，贺龙说话坦荡、率直。他说：“同志们，你们知道什么是革命吗?革命就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场下哗地响起一片笑声，会场气氛变得活跃起来。贺龙由浅入深地讲解为什么要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的道理，勉励青年们继承革命先辈的志向和事业。他讲得非常有激情，先是解开了风纪扣，继而解开所有衣扣，再后来干脆脱掉外衣。他只穿一件衬衫，挽着衣袖，不停地打着手势。他的演讲深深地打动了年轻人的心，会场里鸦雀无声。庞卓恒听呆了。贺龙的风采和激情，让他看到了一个真正有理想有追求的人，看到了正义的力量。庞卓恒后来回忆说，当时真感到有股巨大的力量在召唤着、推动着自己，周身的血在脉管里急切地涌动。
　　另一件事持续时间相对较长。1953年9月，为了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西南局从各有关单位抽调干部组成农村工作队，庞卓恒作为队员之一被派往南川县农村，前后工作了几个月。
　　工作队出发前，西南局农村工作 部组织工作队员学习有关文件，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农林工作部部长陈铁在作动员报告时讲了一件事：某地工作队在没有做好宣传说服工作情况下就要农民认购多少粮食，结果愤怒的农民拿着扁担，站在自己粮囤前，喊道：“谁敢上来，老子的扁担对他不客气”。这是庞卓恒第一次听到农民与新政权抗争的信息。
　　他带着有些忐忑不安的心情，同另一位队员进驻到一个村。他们同村干部一起耐心地对农民做宣传动员，顺利完成了粮食征购任务，但在推进互助合作方面成效不大。当时不少地方已经成立了“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而庞卓恒所在的村尽管工作队员和村干部说破嘴皮，也只成立了几个互助组，还主要是贫下中农参加，中农和比较富裕的下中农表现得犹豫不决。
　　这是庞卓恒有生以来第一次直观地了解到社会的复杂以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艰辛。
　　所幸的是社会改革的艰巨性并没有给庞卓恒的人生理想沾染上灰色，相反，触发了他许多积极思考，联系这些年接受的教育以及从小的农村生活经历，他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产生了浓厚兴趣。由此发端，在他以后漫长的学术研究生涯中，农民、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规律问题始终占据着一个关键位置。
　　这一切又与另一个重要事件有直接联系。1953年6月，他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时候的庞卓恒，从思想到行为，已逐渐成熟，未来的人生取向更加明确。
　　西南局首届团会后不久，新华书店西南总分店随整个西南大行政区级机构一起撤销，所有人员将重新分配工作，庞卓恒选择了读书。那时国家鼓励青年干部进大学深造，以便更好地服务于新中国，为此制定了一些优惠政策，包括允许初中毕业有一定工作经历的青年干部直接报考大学。庞卓恒报考了北大历史系，他要为探索久久萦绕心中那个关于“规律”的奥秘，寻找一个更好的平台。
　　1954年9月，庞卓恒离开重庆，赴京求学，斯时19岁。
　　
　　风雨求索路
　　
　　从1954年离开重庆，到2005年回到重庆，前后半个世纪。当年为求学而离开，半个世纪后为讲学而回来；求学的目的是探寻“规律”，回来讲学的题目是《从世界历史看文明兴衰规律》。庞卓恒50年历程中清楚地显现着一条主线，上面写满执拗与坚韧，阳光与鲜花。但知情者清楚，庞卓恒这半个世纪的人生航程，并不都顺风顺流。
　　初到北大的日子，庞卓恒心情很愉快。那些不乏智慧和哲理的讲学常常使他着迷。他特别喜欢听翦伯赞和胡钟达老师的课，他觉得那对他探讨规律很有启发。他像当年在重庆、铜梁时一样，满腔热情地投入学习。尽管同班的调干生多数来自各地省级机关，甚至有建国前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即使那些直接从中学考宋的“小同学”，也因为有高中基础而在学识上占有优势，但庞卓恒靠聪颖和勤奋受到学校和同学青睐，从大二起，先后被推举为生活干事、历史系团总支委员和54(2)班党支部书记，1955和1956年分别被评为北大“三好生”、北京市高校“三好生”。在北京市召开的表彰大会上，庞卓恒恭敬地双手接过郭沫若、陈垣颁发的奖状、奖章。
　　1956年5月13日，是庞卓恒在北大经历中一个难忘的日子。那天，主讲明史的许大龄老师带领同学到明十三陵参观实习。临近黄昏时分，大家在昌陵门前等候学校的交通车准备返回，这时刘少奇、王光美带着两个孩子走过，后面跟着几位便装保卫人员。游人多已离去，陵园显得颇为宁静。少奇同志一行径直进了昌陵的享殿，出殿后向墓顶走去。怀着对领袖的崇敬，同学们尾随而上。在一处比较平坦的地方，少奇同志坐下来休息，亲切地招呼同学们。同学们兴奋地围坐在少奇同志周围，在和谐的氛围中，开始了一场领袖与普通学子的对话。
　　少奇同志得知他们是北大历史系学生，正学到明史，便问道：“你们知道明史专家吴晗吗?”。
　　有同学答：“我们的许大龄老师就是吴晗的学生。”少奇同志风趣地说：“那你们都可以算是吴晗的弟子了”。
　　接着，少奇同志指着陵墓下面问：“你们对他(指明成祖朱棣)怎样评价?”
　　大家七嘴八舌说个不停。不等大家说完，少奇同志发表了他的看法。大意是说：朱棣和斯大林一样，为了巩固统治，把不同意见的人杀得多了点。不过斯大林是为了无产阶级专政，应该功过三七开。我们是共产党人，要讲民主。要允许人家讲话，可以提不同意见和看法，但不能把人家杀了。你们是学历史的，应该知道我国先秦时期，儒家、道家、墨家都可以发表各自的观点和不同意见，对国家大事都可以议论。百家争鸣这个提法好，是陈伯达同志最先提出来的，毛主席听了加以肯定，说这个口号好。
　　少奇同志问身边一个同学：“你看过马克思的手稿吗?”回答说没有。少奇说：“手稿改得乱七八糟。出版以后，过一段时间，发现新问题，有了新观点，还得改。不能一成不变。你们读过《共产党宣言》吗?正文头一段话就有错，说自古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那时不知道原始社会没有阶级，哪来阶级斗争?后来恩格斯加了一个注，说明原始社会解体以后才有阶级斗争。”
　　王光美笑着插话：“你不能反马克思主义哟。”
　　“这怎么是反马克思主义呢?”少奇同志认真地说，“我们应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有错也应当改。”他转过头向着学生：“你们看过《资本论》手稿吗?改了那么多，如果没有错，改什么?”
　　说那话时全国正掀起“向科学进军”热潮，倡导“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学术界思想十分活跃。庞卓恒对他心中那个目标充满信心。听了少奇同志谈话，庞卓恒进一步意识到，做学问光有热情还不够，更重要的是要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以及广博的学识、开阔的视野。他立即调整了学习内容。他用近3年时间读了大量的书，除了本专业教材外，通读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包括《资本论》、《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等，为了理解《自然辩证法》和自然规律，还粗读了《普通物理学》、《普通化学》和《普通生物学》以及其他相关学科的著作。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步走得相当关键，正是在这一点上，他有别于一般史学工作者。
　　然而不幸的是，正当庞卓恒铆足劲攀登科学峰峦的时候，他的人生之路出现了周折。
　　1957年夏天，学校开展“反右斗争”，庞卓恒认为不应该在学生中搞阶级斗争，在党内动员大会上他站起来明确表示了不同意见，其后又在遭到严厉批判的情况下写了长达1万多字的文章，批评“反右斗争”误用了阶级斗争理论，违背了社会发展客观规律，他还在文章中对一些经典著作中关于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论述提出了质疑。于是他成了“极右派”，被开除党籍，行政上受到“保留学籍， 劳动察看”的处分。
　　庞卓恒未能按期毕业。其他同学兴高采烈地分赴各自工作岗位时，他却被送到北京市郊门头沟东斋堂村接受“劳动考察”。1960年8月由下放地回到学校复读，但旋即又随57级学生下放十三陵公社黑山塞大队“劳动锻炼”。前前后后庞卓恒以北大学生身份在农村劳动了将近3年。
　　在农村期间，尽管因政治上受歧视而心情压抑，但由于性格使然，庞卓恒对“劳动锻炼”同做学问一样投入。他曾经同老乡一道敲锣打鼓庆祝人民公社建立，看着社员们喜气洋洋到公社食堂享受“吃饭不要钱”的幸福：他曾经认真地帮助社员砸锅献铁，企盼国家“钢铁元帅”早日升帐；他曾经和社员一起如孩童般高举绑上彩色布料的竹竿，撵得喳喳叫的麻雀乱飞乱撞，直到渴死、累死，让世界上少一些与人争粮的生灵；他曾经腰系安全绳悬在半山腰，抡圆八磅铁锤为水渠和小水电站工程凿岩崩崖；他还曾经跟一位为抗日游击队造过手枪的老铁匠打下手，“土法上马”搞“技术革新”，力图用小铁锤打造出风力机械和提升井水的土水泵，以推进农业机械化……
　　庞卓恒的正直和努力换来了理解和同情，负责监督他的北大下放干部工作队长破例让他参与编写《斋堂人民公社史》，借以让庞卓恒暂时摆脱重体力劳动。但那位队长后来却因此受处分。多少年后，庞卓恒想到这事深感歉疚。
　　在编写公社史中，庞卓恒接触到大量具体事例，这使他对农民参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热忱有了深刻感受，看到了农村和农民中蕴藏的巨大潜能，但也对左倾冒进导致农村生产力破坏的严重恶果有切身体会。
　　起初是吃饭不要钱的公社食堂办不下去了，大家重新回到家里过“窝窝头加咸菜”的日子。过些时窝窝头和咸菜不够吃了，再后来连玉米窝窝头和红薯也吃不上了，有人把玉米芯用碱水浸泡后碾碎，做成窝窝头的形状，当窝窝头吃。那东西很难消化，用狠劲拉出的大便比驴粪疙瘩还要坚硬。再往后野菜也吃光了，开始吃树叶，榆树叶和梨树叶就算好“粮食”了。从吃树叶起，浮肿病逐渐蔓延开来。庞卓恒的房东，一个20多岁的壮小伙子，因极度浮肿导致肝脏破裂，躺在炕上呼痛不已，直到悲惨地死去。庞卓恒也患了浮肿，总是觉得饥饿，浑身乏力。实在饥饿难捱，他就借上山打柴机会掏田鼠洞，有次掏出一大堆核桃、栗子，那本是田鼠储存的过冬粮食，结果统统进了人的肚皮。
　　就在这种环境里，庞卓恒仍一直记挂着那个关于“规律”的悬念，现实的大起大落，正好丰富了他的素材，他有了许多新的感悟。1960年末他从十三陵公社回到北大课堂时，一些新思路已在脑子里萌动。
　　梳理思绪并形成研究成果，耗费了庞卓恒许多心血，他慢慢由青年变成了中年。这期间，大约1962年夏末，他终于在入学北大8年后毕业了，成为天津师范学院(现天津师范大学)的一名助教。这是当时一个“摘帽右派”所能得到的较好待遇。他十分珍惜，小心谨慎地做着本职工作。在剩余时间里他蜗居斗室潜心研究“规律”，即使文革中也如此。前前后后他做了大量笔记，写了许多学术文章，可惜因为身份问题统统不能发表。因为当时有一条规定：发表作品前必须对作者进行政审。而一旦知道了他的“右派”身份，任何一家刊物莫不避之不及。
　　十一届三中全会端正了党的路线，决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等错误口号，学术界在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春风激励下，空前活跃。1980年夏，《光明日报》开展了关于什么是历史动力问题的讨论，其焦点是怎样估量阶级斗争和生产力在推动历史前进中的作用。这正是庞卓恒多年来探讨的关键问题之一。蓄积多年的想法，就像压在岩层底下的山泉，在坚硬的岩层终于有了裂口之时，一定要喷涌而出。他夜以继日地奋笔疾书，一口气写出了2万多字的文章，题为《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动力的理论及其现实意义》。他在文章中运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最后动力”、“直接动力”和“合力”的概念，提出了一些新见解。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动力理论把生产力视为推动和决定历史进程的“最后动力”或原动力，而生产力以外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因素，包括阶级斗争，是在“最后动力”或“原动力”驱动之下的“直接动力”或“杠杆”式的传动力，不是原动力。据此进而提出，否认阶级斗争和革命对历史的推动作用是错误的，但把它们夸大为“根本动力”甚至“唯一动力”同样是错误的，是将“助产士”当成了“产婆”。其次，“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错误在理论上的表现，正是把“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作为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动力，并由此导致了巨大的灾难。除上述观点外，这篇文章有一大亮点，就是在引用恩格斯的一句论断“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之后，展示了一种新的历史发展规律观，这个新的理念把作为历史创造主体的人能动性从自发到自觉、从蒙昧到理性、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置于历史发展规律的核心位置。
　　从这篇可谓心血铸就的文章中可以看出，庞卓恒的思维已进入了一种境界，在这片空间里，系统的史学知识，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以及对中国现实状况的冷静思考，共同支撑着一片学术蓝天。
　　庞卓恒已不是单纯的史学工作者。
　　可惜庞卓恒的这篇文章刚刚完成，《光明日报》就登出公告，说关于历史动力的讨论告一段落，不再接受来稿。庞卓恒心有不甘，转而将稿子投到《中国社会科学》杂志。这份杂志是当时中国社会科学界的领军刊物，要求颇高。稿子寄出后，庞卓恒忐忑不安地等待回音。
　　不到一周，收到编辑部回信。大意说，来稿准备刊用，但还有一两个问题需要斟酌、推敲，希能到编辑部面谈一次，就算是“以文会友吧”。
　　能有回信已使庞卓恒颇感欣慰，再一看回信人的签名：谢韬，更让庞卓恒惊喜不已。
　　谢韬，20世纪30年代就工作在周恩来身边，曾任《新华日报》记者，直接参与并见证了红岩精神的孕育，后来在延安多次同毛泽东面对面接触。谢韬在干革命的同时学问也做得好，尤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上很见功力，建国初即是中国人民大学知名哲学家。但正因为他的名气，当年胡风特意约请他为自己给党中央写的“万言书”进行“理论把关”，他因此而受到牵连，1955年被划成“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逮捕令已经签署，多亏吴玉章同志将他接到吴宅保护起来，这才躲过一劫，但此后一直戴着“反革命”帽子。庞卓恒是在上大二时从报上的批判文章中得知谢韬的事的，尽管对胡风“万言书”的内容不甚了了，但想到胡风那样的大师级人物尚且要向谢韬请教，那谢韬的学问自然十分了得!于是留下深刻印象。现在居然收到谢韬亲笔回信，而且对方还谦称“以文会友”，庞卓 恒真切感受到一个新的时代降临了。庞卓恒很快赶到北京，按信上的地址找到了谢韬的办公室。
　　这时的谢韬，刚获“平反”不久，担任《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委、哲学编辑室主任。革命斗争经验丰富且理论功底深厚的他，在落难时，尤其文革中，对党的理论以及一些具体作法有过长时期深刻反思，已经形成了一套独立见解。粉碎“四人帮”后，他始终站在拨乱反正斗争前列，其工作成绩受到党中央领导首肯。他因此后来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谢韬政治视野开阔，在《中国社会科学》任职期间，他同主编黎澍有一个计划：在准确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发现和培养一批潜质好的中青年理论工作者，让他们宋支撑未来的社科理论大厦。这项工作得到中央领导支持。谢韬他们这批老同志责任心强，作风稳健，他们要求每个被发现的“苗子”必须来北京面谈，以便当面考察其学术水平和道德人品，远道来京者，杂志社甚至为其掏路费。正当这项计划付诸实施时，谢韬读到庞卓恒的来稿，从文章中谢韬敏锐地捕捉到作者的思想锋芒和史学功底，因此留下了深刻印象。时至今日他还清楚记得当时的感受，“这篇文章直接针对阶级斗争为纲理论，观点尖锐，有说服力，作者很有政治勇气。”他说。
　　谢韬在他的哲学编辑室热情地接待了庞卓恒。寒暄后庞卓恒抢先说道：“谢韬同志，我们先不谈文章，请让我提个问题好吗?”在得到许可后他说：“当初您那么年轻，已经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方面达到了那么高的水平，一下成了反革命，您是怎么想的?这些年您怎么过来的?”
　　谢韬淡淡一笑。语调平缓地回答道：“我对自己探讨和发表的东西，总还相信是马克思主义的，相信历史会做出公正评价。更何况当初参加革命就不是为了捞点什么，尽管处境变了，总还有饭吃嘛，这就够了。后来我们这个队伍越来越大，尤其文革中老革命几乎全到了我们这边，我就认定不是我错了，而是某些机制出了毛病，就更坦然了。”
　　25年后回忆这段对话时，庞卓恒一脸生动，他那写满沧桑的面庞，每个角落都跳动着笑意，显得层次特别丰富。他原本坐在沙发上，这时站起来，划动着手势，语调提高了好几度说：“谢韬同志真看得透彻，身上有股子仙气。”
　　那天谢、庞谈得很投机。他们撇开世事纷扰，深入地进行理论探讨，交流了许多观点，达成了许多共识，双方都非常满意。谢韬欣赏庞卓恒的学术精神和锐气，而谢韬对许多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的高屋建瓴的分析，也让庞卓恒感到眼前洞开了一扇新的窗户。
　　按照谢、庞共同商定的意见修改的庞文，不久在《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5期发表了，这是庞卓恒有生以来首次在正式刊物上发表文章。
　　接着，《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1980年第4期也发表了这篇文章。
　　从此，庞卓恒蓄积多年的思考和学术成果，像埋藏在深层土壤里的种子，经过春风春雨的滋润纷纷抽芽、开花、结果。他的论文不断在《历史研究》、《世界历史》、《史学理论研究》、《社会科学战线》和《史学集刊》等著名刊物发表。他的代表性著作《人的发展和历史发展》、《唯物史观与历史科学》先后由吉林文史出版社和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他先后合编、主编了多种“史学概论”方面的教材。
　　庞卓恒渐渐成了名人，他的学问得到学术界好评，由他主讲的《史学概论》，2002年被评为首批“国家级精品课”。
　　他的名气越出了国门，他先后应邀到英国、挪威、丹麦、西班牙、韩国等国访问、讲学或出席国际学术会议。
　　
　　中南海讲史
　　
　　1996年初一个晴朗的日子，国家教委(即今教育部)高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的两位主任约见庞卓恒，说几个“中央部委”和“省委”有意约请历史学家向领导干部讲述一些中外历史问题，问庞卓恒是否有意承担此项任务。
　　党中央号召全国全党讲政治、讲学习、讲纪律，领导干部要做出表率。因此庞卓恒对让他讲史并不感到突然，没有多想就答应下来，只是希望了解一些具体要求。
　　同年4月的一天，两位主任再次约见庞卓恒，挑明此番讲史是应江泽民总书记的要求安排的，而且就给总书记本人讲，题目也是江总书记定的，分配给庞卓恒的题目是“世界古代帝国和文化兴衰”。两位主任要求庞卓恒先拟出详细的讲述纲要。
　　庞卓恒怀着兴奋和紧张的心情做了好些天的案头工作，5月末拿出一份2万余字的讲稿，6月初又搞了一份万余字的简缩本。这时他接到正式通知：讲史时间定在6月11日(周二)下午3时。
　　6月10日上午10时，中央政研室一位姓王的同志来到二里庄(庞卓恒在北京的家)，取走了讲稿。第二天下午1时30分，庞卓恒被国家教委社科中心的车送到中南海西大门，赓即又被一辆中南海的车送到了中央政研室。约2时30分，一位工作人员将他领到一间专用讲室，并向他一一介绍等候在那里的政研室负责同志和几位秘书。
　　3时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同志准时来到讲室。他身着草绿军装裤和米黄色短袖衬衫，步履矫健，声音洪亮、爽朗。握手就座后，庞问：先准备了一份2万余字的稿子，后又备了一份万字左右的简缩本，不知怎样讲合适?江泽民同志回答说：“很好。昨夜我读到两点多，两个稿子都读完了。我先提一些问题，请你讲到相关地方就顺便做些解答，来不及解答也没关系。”接下来江泽民同志提了10多个问题，如“希腊化是什么意思”?“罗马的普林尼是什么人物”?“西罗马帝国灭亡后直到Renaissance之前的一千年是不是就是Dark Age”?“印度的达罗毗荼人属于什么种族”?等等。这些问题非常专业，直觉告诉庞卓恒，江泽民同志十分仔细地看过他的讲稿。
　　庞卓恒按讲稿顺序大体讲了一遍，不时穿插对江泽民同志提问的解答，其间，江泽民同志又不断有插话和提问，在座的主任、秘书们也偶有插话，庞卓恒均一一作了回答。气氛宽松融洽，就像朋友间聊天。
　　庞卓恒在讲到中华文明的特点时说：上下五千年，中外九大古代文明，为什么唯独中华民族能够不间断地延续到今天?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华先民在新石器时代就开始进入定居农耕文明，通行协作性的生产生活方式，因此到夏、商、周时候就形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共同体，而世界上其他许多古代民族长期处于游牧、游耕状况，频繁地迁徙、征战，难以形成大规模的协作性共同体。在中华先民特定的生产生活方式中形成的社会意识形态注重“和”，对内崇尚“和为贵”，对外强调“协和万邦”，具有很强的整合力、再生力和融合力，因此能够历经沧桑而连续不断地延续下来。这个观点显然引起了大家注意，有几位秘书唰唰地记笔记，江泽民则接连发问。
　　庞卓恒话锋一转，接着说道： “现在有一些西方人士看到中国近年来GNP以两位数高速增长，认为很快就会扩张、称霸，不相信中国永远不称霸的承诺。有些反华势力就主张遏制中国。历史学家有责任写出一部中华民族发展史，证明中国历史上确实没有侵略称霸传统，倒是有‘协和万邦’的传统。”
　　江泽民同志对庞卓恒的解说表示赞许，接过话头说：“一些不友好的人讲中国威胁论，有的朋友也担心，如卡斯特罗对我说，中国人口那么多，耕地不断减少，会不会引起世界粮食市场供不应求?我说中国人能够自己养活自己，不必担心。”
　　庞卓恒举了一个实例，说明“协和万邦”的传统使中华文明有巨大的融合力和亲和力：在开封有今犹太族社团，历经数百年，逐渐与中华文明融为一体。
　　“而且，”他进一步解释道，“中华民族具有开放的传统，而不是封闭排外的传统，越强盛，越开放，如汉、唐时代就是这样。只要经济或政治利益没有受到损害，中国人从来不把外来的宗教或思想文化当作异教或异端加以排斥，反而是乐于接受。如唐武宗排佛，没收教产，强令僧尼还俗，不是把它作为异教来消灭，而是出于维护政治和经济利益的动机，所以不久以后皇帝又敕令恢复佛教。在义理上，更是儒佛道三家日趋合流。”
　　此时江泽民同志插话说，“韩愈排佛，也只是反对它造成不好的社会和政治影响，如《华山女》诗说：‘街东街西讲佛经，撞钟吹螺闹宫庭。广张罪福资诱胁，听众狎恰排浮萍……’。”江泽民一口气把韩愈的《华山女》全诗一字不差地背诵下来，庞卓恒听了敬佩不已。
　　谈兴正浓间，庞卓恒无意中一看表，6点20分，他连忙为耗费时间太多向总书记表示歉意。江泽民同志却说；“不，你讲得好。我是学工程技术的，需要补一补历史知识。”
　　
　　生命不息，求索不已
　　
　　党中央领导的重视，证实了史学工作对新时期党的事业的价值，庞卓恒为此深受鼓舞，对工作更加投入。他从江泽民同志出的题目和插话中受到启发，加强了对“文明兴衰规律”的研究，并逐渐形成了一套比较系统的观点。
　　他特别看重马克思、恩格斯把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归结为“生产力的历史，从而也是个人本身力量发展的历史”的论断，并进而认为――
　　唯物史观揭示的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并不是某几种所有制形式或生产方式“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而独自地“依次更替”的规律，而是人们自身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和实践能力的发展推动人们的社会交往方式和社会形态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规律；规律是共同的，但不同的民族或国家从低级向高级发展过程所经历具体形态和阶段是各不相同、各有其自身特色的。不否认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会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但把西方或东方国家经历的某些具体阶段视为“普遍必经”的阶段则不科学：既然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或终极原因是物质生产实践活动和实践活动中练出的实践能力，即物质生产力，那由此可以认定，不同的民族、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快慢不同以及由此引起的文明兴衰变迁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广大劳动者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发展生产能力的愿望和实践活动是受到激励还是压抑。如果是受到激励的，那个社会必然发展快，那个文明就必然是兴盛的，反之，那个社会就必然发展缓慢，甚至停滞、倒退，那个文明就必然趋于衰落，甚至衰亡。
　　1999年庞卓恒出版了《唯物史观与历史科学》，对他半个世纪在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方面的探索成果作了一次大盘点。此时《中外历史问题八人谈》已经出版发行，庞卓恒的主要观点已在国内史学界广为人知。
　　《唯物史观与历史科学》出版的当年底，庞卓恒应邀到美国休斯顿大学做客座教授，就中西、中美文化比较进行课题合作，直到2000年底回国。一年多里，他利用休大丰富的图书资料和网络资料，读了大量有关西方历史文化，尤其文化人类学方面的原著。他的学术视野更开阔了。
　　从美国回国后不久，庞卓恒接到由中央国家机关工委、文化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共同主办的“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的邀请，邀请方希望他做一次演讲。庞卓恒欣然同意。他的讲题是《从世界历史看文明兴衰规律》，基本观点还是他在《唯物史观与历史科学》中表述的内容，而具体论证却包含了他在访美期间积累的丰富材料，立论的逻辑性更强，更有说服力。这次讲座受到百余位部长的好评。此后，一些省级机关和部队先后邀请他讲述这一主题。
　　庞卓恒今年回到故乡重庆，也是讲述同一个主题，但他特意加进了许多新材料。例如，他在讲到外国学者对中国在21世纪的发展前景及其在21世纪的世界格局中所处地位进行预测时，引用了美国高盛公司经济学家在1999年发表的《同BRICs(巴西、俄、印、中)一起设想2050年的世界》，以及英国《经济学家》2004年9月发表的文章引用的数据和论证，并做出自己的评价和论证，他说：“以GDP总量而论，如按‘购买力平价’估算，中国将在2030年左右与美国大体相当。”他展示的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辉煌前景，让听众极受鼓舞。
　　庞卓恒以重庆为起点，坚韧、执着地做人做学问，历经半个世纪的求索，获得了丰硕的果实。如今已进入“古稀”之年的他，还雄心勃勃。他对后来者说：“我在40来岁的时候，身体不好，处境也不好，那时想，能活到60岁就不错了，必须做的事尽量争取在60岁前做完，力争不要带着太多遗憾离开人世。可是到了53岁，逢上好时代来到了，感到该做而且能做的事很多，精神好了，身体也好了，就这样一直做到现在，感到主要的身体部件还能够再支持一些时间，就想再多做几件事”。
　　尽管他对于社会发展规律的研究已达到一个相当层次，但他还仍不满足，还有许多疑团缠绕在他脑际，挥之不去，比如究竟应该怎样理解唯物史观揭示的历史发展规律的精髓所在?“阶级斗争史”和“劳动发展史”在人类历史发展中各自发挥什么作用?两者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相互关系?他感到自己还没有把这些问题彻底说透，还需要更深入地探索。另外，庞卓恒坚信唯物史观揭示的历史发展规律是在一个“终极原因”或“根本动力”驱动下的因果必然性的规律，但是当代的学术思潮对待“终极原因”和“因果必然性规律”却是普遍持否定态度的，多元折中论、非决定论或不确定论占据着主导地位，这些观念从根本上动摇人们对唯物史观的信仰，在这种形势下，怎样从科学哲学和历史哲学上证明“终极原因”和“因果必然性规律”都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是一切科学都必须求索的，仍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而作为共产党员的庞卓恒，却又责无旁贷，尤其通过先进性教育活动后，他更感到时间紧迫。
　　另外，庞卓恒觉得一些现实问题也急需解决，如怎样认识唯物史观揭示的历史发展规律与经济运动规律的联系，从而更深入地洞悉我国“三农”现代化的道路?怎样坚持科学发展观，保证经济和社会持续、健康、和谐地发展的问题?等等。这些问题他已经关注了多年，一直不忍心放下。
　　他还有一个更大的心愿，就是希望能够培养年轻人，在他不能工作以后，有人继续研究下去，最终登上科学的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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