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奥运第一人张伯苓:张伯苓素材

　　张伯苓 　　1876年4月5日生于天津。南开大学创办人，亲任校长30年。早年毕业于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接受西方近代科学知识。服务海军期间，亲历帝国主义列强侵占中国领土和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决心教育救国，创办新式教育，遂弃戎从教，在天津教育家严范孙的家馆教授西学。
　　
　　先后创办私立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子中学和南开小学等。1936年在四川重庆成立南渝中学（后改名重庆南开中学），主掌上述系列学校之校务，使“南开”成为中国近代教育第一个成功的范例，为国家培养出一大批杰出人才。
　　张伯苓还是周恩来总理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时期的老师。作为中国伟大的教育家，张伯苓同时也是中国奥林匹克运动的首倡者之一，以毕生心血倡导奥运精神，被称为“中国奥运的前驱”。
　　
　　2008年8月8日，举世瞩目的第29届夏季奥运会在北京拉开帷幕，正在和平崛起中的强大中国向世界张开了博大的胸怀。
　　中国第一次参加奥运会还要追溯到1932年。在洛杉矶第十届夏季奥运会上，中国田径运动员刘长春“单刀赴会”，那一份艰辛与悲壮，令无数国人唏嘘感叹。
　　为了促成这次古老中国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壮举，中国伟大的教育家张伯苓和他领导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付出了种种难以想象的艰苦努力。
　　历史从此将张伯苓和中国的奥运梦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立志献身教育
　　
　　张伯苓1876年出生于天津，早年考入北洋水师学堂，学习欧美科技文化知识。毕业后，血气方刚的张伯苓信心百倍地进入了自认为可以报效祖国的海军部队。因其勤奋肯干，张伯苓不久便升任下级军官。在军旅生涯中，他不仅看到了满清政府的懦弱无能和军队官员克扣军饷的贪婪狠毒，而且看到许多军人身体孱弱，根本无法与体格健壮的外国军队对垒。在亲眼目睹了中日甲午海战中北洋水师全军覆没的屈辱情景后，张伯苓长期怀抱的海军救国的梦想彻底粉碎了。
　　
　　面对残酷的现实，经过痛苦的反复思考，张伯苓终于得出一个结论:“要在现代世界中求生存，必须有强健的国民;欲培养健全的国民，必须创办新式学校，造就一代新人，我乃决定献身于教育救国事业。”决心既下，张伯苓遂于1898年愤然脱离海军，回到天津开始从事自己选择的执教工作。
　　张伯苓的教育生涯，是从受聘于天津教育家严范孙的家馆开始的。
　　具有民主思想的严范孙，其家馆远远不同于一般私塾。该校学生除读四书五经等国学之外，还学数理化和英语、体育等课程。张伯苓觉得，“在德智体三育之中，我国人最差的是体育。”而体育最差怎么办呢，他认为首先就需端正人们对体育的认识。所以张伯苓为此而提出一个鲜明的理论观念:“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强我种族，体育为先。”
　　为此，当晚清知识分子还是一袭长袍马褂，一步三吟地倒背双手吟咏古诗时，行伍出身的张伯苓就要求自己的学生参加跳高、跳远、赛跑和球类比赛等体育活动了。那时，学校没有体育设施，张伯苓就在操场上摆两张木椅，然后在靠背上放一根长竹竿。面对如此简易的行头，学生们还是兴高采烈地撩起长袍衣襟，就地练起跳高来了。
　　为了开阔眼界和学习国外先进教育理念，1904年，严范孙与张伯苓一同东渡日本考察教育。回国后，他们共同创办了私立敬业中学堂，这就是后来天津南开中学的前身。从事教育为张伯苓实现其改变“民族体魄孱弱”和“民族志气消沉”的理想，搭建了良好的平台。说起张伯苓对学校体育的格外看重，如今重庆南开中学的好些年逾古稀的老教师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在抗战时期的重庆南开中学每学期举行校运会时，校长张伯苓虽然身着长衫，眼眶上架一副深度近视眼镜，但却总是精神抖擞地走在队伍的最前面。
　　
　　呼唤奥运第一人
　　
　　
　　张伯苓从极其重视学校体育教育，到亲自上阵鼓动和呼唤奥运，其思想变化也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认识发展过程。而产生这个认识发展过程的主要因素，在于他对被誉为“现代奥林匹克之父”的法国教育家顾拜旦思想的学习、借鉴与发展。
　　皮埃尔・德・顾拜旦于1883年提出了关于举办现代奥运会，并把它推广到全世界的构想。这一具有冲破民族和国家界限、具有鲜明国际性特色的动议，很快得到了许多国家和平友好人士的大力支持。1896年4月，人们在希腊的雅典举办了第一届现代奥运会。奥林匹克运动终于登上历史舞台，人类文明史从此揭开了崭新的一页。
　　张伯苓因参加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举办的活动而深受顾拜旦思想的深刻影响。他对奥运会所倡导的公平竞争精神和理念十分赞同。于是，在1907年秋天，天津市举办了一次有许多学生参加的运动会，张伯苓以南开学校校长的身份发表了题为《雅典的奥运会》的著名讲演。
　　在讲演中，张伯苓以风趣而激情的语言生动介绍了古代奥运会的历史和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复兴过程，引起听众极大兴趣。该讲演被报纸报道后，还引起国内外舆论界的强烈关注。同时，他在讲演中还向国人建议:“中国人应该加紧准备，在不久的将来也出现在奥运赛场上。” 张伯苓的这一演讲，使他成为我国历史上倡导奥运精神的第一人。
　　1908年8月，张伯苓作为我国代表赴美国参加第4次渔业大会，会后顺路到欧洲进行教育考察。当时，正值第四届奥运会在英国伦敦举行。于是，张伯苓十分珍惜这一千载难逢的机遇，前往奥运赛场亲自目睹大会盛况。张伯苓因而也成为我国亲临奥运现场观摩的第一人。
　　目睹了伦敦第四届奥运会盛况后，张伯苓大受鼓舞，回国后在天津学生运动会后的一次集会上，他热情洋溢地作了以《中国与国际奥委会》为题的鼓动性演讲，并在该会间歇中放映了自己拍摄的反映此次奥运实况的记录片，从而大大开阔了参会者对于国际奥运的认识。
　　
　　
　　创建学校体育同盟
　　
　　20世纪初，我国各大中小学虽然已普遍开设体育课，但全国各地的学校对体育的重视程度各不相同。同时，同一城市之间没有学校体育同盟之类的组织，因此，各校之间的竞技比赛基本无法开展。张伯苓为了积极开展校际间的竞技比赛，从而进一步倡导奥运精神，非常渴望从地方到全国的各级学校体育组织能够尽快建立。
　　1910年（清宣统2年）10月，张伯苓主动出面联络上海青年会和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等组织的体育界人士，在南京共同筹办了全国以大中学生为骨干力量的学界运动会。该运动会设田径、足球、网球、篮球4个项目，有华北队20人，上海队40人，华南队28人，苏州南京队31人，武汉队21人，共计140名运动员参赛。每日观众达4万人。
　　张伯苓因倡导大学体育享有盛名而被邀为该运动会的总裁判长。该运动会举办非常成功，因其具有全国性的规模而被辛亥革命后的北洋军阀政府追认为我国第一届全国运动会。新中国成立前共举办的七届全国运动会，张伯苓均以总裁判长身份出席，可见他对竞技体育的重视和他在体育界的巨大影响。
　　在这次运动会基础上，张伯苓率先发起组织了全国学校第一次体育大同盟。由于它具有较强的权威性，所以被当局视为我国第一个社会体育组织，并以此为班底，在后来成为代表官方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前身。1924年5月，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终于正式成立，张伯苓任名誉会长，但仍主持该会的日常工作。后来，该会选派观察员出席了在阿姆斯特丹举行的第9届奥运会开幕式。
　　
　　
　　1927年之后，在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组织下，又陆续设立了田径、游泳、体操、网球、举重、拳击、足球、篮球等8个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和其它国际体育组织。令人欣慰的是，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在张伯苓领导下，以其卓有成效的工作，得到了国际奥委会的嘉奖和认可。
　　1931年，国际奥委会来函正式承认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为中国奥委会，同时，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还取得了可选派中国运动员参加奥运会比赛的资格。从此，作为古老东方大国的中国，正式成为了国际奥林匹克大家庭的一员。
　　张伯苓作为现代教育家，在助推我国成为国际奥林匹克大家庭一员的长期奋斗中，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开创之功。
　　
　　求助张学良
　　
　　1932年7月，第十届奥运会将在美国洛杉矶举行。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得到了国际奥委会关于选拔中国运动员参加比赛的通知。张伯苓和他领导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通过比赛和选拔，决定派田径运动员刘长春、于希渭和教练宋君复等人组队参加。但是，当时的南京政府以“经费紧张”为由而一再宣称不派代表参加。为此，张伯苓多方奔走，为的就是帮参赛运动员凑足参赛的所有费用。
　　可是，筹款的事尚未解决，新的矛盾冲突又产生了。
　　原来，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为了建立他们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在我国加紧了关于选派“满洲国”运动员刘长春出席洛杉矶奥运会的阴谋勾当。因刘长春系东北大学学生，而东北正属于所谓“满洲国”的管辖范围之内。日本军国主义分子通过他们控制的媒体如《大连泰东日报》，先后5次发表关于刘长春将代表“满洲国”赴美参赛的报道，激起了全国民众一片强烈反对之声，张伯苓领导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也明确表示:坚决抵制别有用心的人炮制的所谓“满洲国”参加奥运会，在中国土地上，只有中国才有资格派选手参加此次洛杉矶奥运会。
　　被选派的我国运动员刘长春极富民族气节，他在该年5月底的大公报上发表了针对报媒关于他将代表“满洲国”参加比赛的不实报道，并就自己的立场予以了严正声名:“伪报所传，纯属虚构谎言。我是中华民族炎黄子孙，绝不代表伪满洲国出席第十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经过张伯苓领导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一系列斗争，终于拆穿敌人阴谋而维护了中国代表参加奥运会的正当权益。
　　刘长春代表中国赴美参赛的问题解决后，其旅途经费的问题又凸显出来。经过反复思考，张伯苓决定请东北军司令张学良帮助解决，因为多年来他和张学良之间有着深厚的忘年交情谊。
　　说起二张的交往，还得从1916年的10月他们相识时说起。
　　那时，南开中学创办已12年，对青年教育有着丰富经验的张伯苓有一天受邀到奉天（即今之沈阳）基督教青年会对年轻朋友作一次题为《中国之希望》的讲演。那天，在台下就座的有一位慕名而来的青年人，他正是那声名赫赫的大军阀张作霖的公子――张学良。此时，这位听众的神情十分阴郁，因为想着自己的国家正像一块肥肉被俄国和日本死死盯着，他虽有一腔爱国热情，却苦于报国无门。于是，陷入消极失望和迷惘情绪中无法自拔的他早早来到讲演厅，目的就是期盼能从张伯苓的讲演中，找到自己的前途和希望……
　　“中国之希望不在任何党派，亦不在任何官吏，而在每一个中国人之奋发图强！努力救国……中国不忘吾辈在……”。张伯苓在台上侃侃而谈，他慷慨激昂的振臂一呼，引起会场的热烈掌声，张学良好像从长时间的酣梦中突然警醒，他意识到自己应该立志为挽救国家危亡尽献余力。
　　张学良非常感激张伯苓对他的教诲和思想启迪，因此他与整整大自己24岁的张伯苓结为忘年交。
　　当张学良看见刘长春发表拒绝以“满洲国”身份出席奥运会的声明时，就曾翘着拇指连连称赞:“有骨气，有骨气！”现在，听说张伯苓将亲临帅府求助时，立马表态予以大力支持。不久，张学良捐助的8000现大洋划拨到了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账上，这样便顺利解决了田径运动员刘长春等人赴美参加奥运会的全部费用。然而，遗憾的是，由于于希渭的出国护照办理被人延误，他的出行便十分惋惜地遭到了扼杀。所以，参加此次奥运会的中国人，实际只有刘长春和他的教练宋君复。
　　1932年7月，刘长春等二人终于踏上通往美利坚的邮船，开始了中国人迈向奥运之旅的第一步。
　　
　　“体育校长”
　　
　　张伯苓有句名言:“不懂体育的人，不配当校长。”他是体育的行家，又是出色的校长，所以人们给他取了个外号:“体育校长”。
　　倡导奥运精神，当然是张伯苓一生追求的目标。但要实现这一宏伟目标，他却认为应从学校的群体工作做起。为此，他常邀请国外体育健将甚至奥运冠军来南开学校讲课，或帮助训练学生运动队。在被他邀请的体育名人中，被师生们常常提起的，有东北大学运动队总教练、德国田径运动员步起，东南大学体育系主任、美国篮球运动员麦可乐，奥运会男子400米跑冠军李爱锐等。其中，特别是李爱锐为南开师生作田径讲演和运动指导，更被人们所称道。
　　奥运冠军李爱锐，虽系爱尔兰人，但却于1902年出生在天津的马大夫医院。5岁时随父母回国读书。18岁考入爱丁堡大学，其体育天赋得以充分发挥，是该校出色的橄榄球运动员，后加入其国家队。在1924年巴黎第8届奥运会上，他以47秒6的成绩打破男子400米奥运会纪录和世界纪录。以后李爱锐重回天津从事青少年体育教育，因志趣相投而与张伯苓结下深厚友谊。
　　张伯苓十分赞赏这位出生在中国的外国人在奥运会上取得的杰出成绩，因此他特别渴望自己的学生有朝一日也能在奥运会上为国争光，因此，他不惜重金请来李爱锐指导全校师生进行田径训练。
　　为了为体育造势，张伯苓特别喜欢组织啦啦队为校运会呐喊助威。1934年，第18届华北运动会在天津召开，近千人组成的南开啦啦队在运动会开始前显示了巨大的威力。啦啦队队长左手握喇叭筒，右手执三角旗，指挥啦啦队队员们用手中的彩色纸板组字，于是，随着音乐的变幻，看台上先后出现了“不忘国耻”、“不忘东北”、“收复失地”、“还我河山”等令人精神振奋的口号和字样。这支啦啦队既鼓动了运动员的拼搏精神，同时又激发了观众的爱国热情。大家都赞扬它为运动会带来了浓浓的爱国气氛。
　　
　　终生遗憾
　　
　　为了中国运动员能在奥运比赛中一显身手，张伯苓不惜千方百计予以大力支持，而对于自己能否以中国参奥官员的身份亲临奥运现场观看比赛，他也是心向往之的。
　　1932年7月，刘长春等人参加美国洛杉矶第十届奥运会时，张伯苓是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确定的中国参奥官员之一。但处于抗战岁月中的中国政府当时明确表示，不能拨付任何经费给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因而张伯苓也只得放弃这次亲临奥运的机会。
　　张伯苓再一次与奥运会失之交臂，是4年后的1936年8月。
　　当时，第十一届奥运会正在德国柏林举行。为此，张伯苓早在这一年的春夏之交，就和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其他工作人员如董守义等人，进行了包括篮球等运动项目在内的优秀运动员选拔。尔后，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还聘请了许多著名的外国教练来帮助我国球员进行强化训练，以期达到提高我运动队水平的目的。
　　张伯苓为参加这届奥运会，可说是下足了功夫的。可是，临到赴德行期将到之时，他又因学校工作不能抽身而放弃了这大好的机会。社会舆论都为张伯苓的放弃而感到惋惜，有的人甚至为此大惑不解。于是有记者就此对他进行了采访。后来人们终于在1936年4月24日的《大公报》上找到了答案。
　　原来日本军国主义不断扩大对我国领土的扩张，张伯苓早就感到日军虽然已占领东北华北等大片土地，但这并没有满足他们的胃口。因而他早就未雨绸缪，暗中派人到四川大后方选址和购地造房，准备将天津南开系列学校扩展到四川来。张伯苓亲自指派他的助手喻传鉴在重庆沙坪坝一片平坦的开阔地上建起了南渝中学（即今之南开中学）。而重庆南渝中学即将完成一期工程建设。届时，张伯苓将出席9月初举行的开学典礼。这一事关重大的校园仪式恰与即将召开的奥运会日程发生冲突，所以他不得不再次与朝思暮想的奥运失之交臂。
　　张伯苓第三次与奥运会擦肩而过的时间，发生在1948年夏天。第十四届奥运会在英国首都伦敦举办的时候。
　　此前，我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已收到关于选派运动队参赛的邀请函。张伯苓领导下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为此而成立了由王正廷、马约翰、董守义、宋君复等7人组成的选拔优秀运动员的遴选委员会，并通过多次比赛的层层选拔，成立了由不同运动项目优秀运动员组成的运动队。张伯苓及其助手们对于此次出国比赛，可以说是作好了较之以往任何一次选拔都更充分的准备。
　　但是，令人担忧的是，此时的国民政府已到了日暮途穷、全面崩溃的前夕。政府要员惶惶不可终日的心态和经济上的捉襟见肘，令国家财政部门已无心为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提供经费支撑。所以，对张伯苓而言，筹措参赛所需15万美元的经费，成了他最头疼的事。张伯苓的助手董守义，为政府已答应的5万美元拨款而于南京和上海之间跑了25个来回，奔走于各“衙门”41次，费时4个月，但拿到手的钱却只有已承诺款项的一半。为筹款项而耗尽了体协的精力，导致对运动队的集训反而无暇顾及。
　　为奥运选拔运动员和筹款等杂事已让张伯苓透支了大量精力，张伯苓此时被国民政府任命为考试院院长，此任命令他只好辞去天津南开大学校长职务。办学是张伯苓一生的苦苦追求，现在忽然要让他离开自己用半生心血浇灌的校园，其矛盾和痛苦的心境自然一言难尽……
　　总之，在上述诸多政务教务杂事缠身的情况下，张伯苓不得不在重庆南开中学的一次聚餐会上，向朋友们郑重其事地宣布:将又一次放弃自己的奥运之行。
　　
　　陪都化缘
　　
　　张伯苓对于宣传奥运精神、倡导体育竞技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为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组织各种体育活动筹款。
　　1934年1月，在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成立10周年之际，张伯苓曾呈文国家教育部“恳请拨款资助，藉维会务，发展体育”。尽管呈文言语恳切，内容入情入理，但教育部接文后始终未予理睬，也未拨款。张伯苓为发展体育而向社会化缘，不啻是一项十分艰难的工作。
　　抗战时期张伯苓在重庆开办南开中学以后，尽管他还要分出部分精力来过问天津南开系列学校，但他的大部分时间却住在重庆南开中学的津南村一小院内。因此，他代表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致函向孔祥熙化缘，其信函都是从南开中学津南村寄出的。
　　孔祥熙号称以“办教育起家”，并作为“注重体育”为特色的国民政府要员，他与张伯苓同样因为推进我国体育发展的“突出贡献”而被遴选为国际奥委会的中国委员。同时，孔祥熙是人人皆知的财神爷，自1927年任广东革命政府财政厅长始，陆续在南京和陪都重庆当过国民政府的实业部长、财政部长、行政院长，以及中央银行和中国银行的总裁，其理财头脑为人所钦佩。在1936年的西安事变中，孔祥熙知道张伯苓与张学良过从甚密，还曾电请张伯苓去西安劝说张学良释放蒋介石。
　　张伯苓曾两次致函孔祥熙，请他为发展全国体育事业而资助。
　　1941年2月，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在重庆南开中学召开董事会，编制并呈请行政院划拨活动经费75．632万元，行政院核减为46万元，可此款却迟迟未到。于是等不及了的张伯苓，只好于1943年2月17日致函孔祥熙索讨，但同时为表达对国家困窘的苦衷表示理解而将此款再度缩减为30万元。
　　不久，孔祥熙向张伯苓复函称:“……已饬财部增拨20万元，并分行各机关知照矣。”
　　行政院对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实际拨款一降再降，如此杯水车薪，却并未将张伯苓难倒，他和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同仁通过其他社会捐助，仍然把该开展的活动努力支撑了下去。
　　张伯苓第二次致函孔祥熙化缘，为1944年7月25日。张伯苓在信函中有这样几段感人至深的陈述:
　　“姑以重庆一隅而论，只此半年中之体育表演活动，已逾百数十次，观众近百万人。其经过情形，想早为我兄洞察……”
　　“刻因工作之逐渐扩大，加之物价波动甚烈，致本会经费困窘万状，弟虽具爱护本会之至诚，无奈力之不及。”
　　“惟盼一本爱护本会工作及扶助体育事业之热忱，鼎力惠助，则感戴无涯矣。”
　　读了张伯苓这封情深意挚的求助信后，孔祥熙于3个多月后的11月13日回函称，“已拨10万元”，“特此奉复”。
　　但是，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后来并未收到此款。孔祥熙开出的这张空头支票，让望眼欲穿的张伯苓空欢喜了一场。
　　就是在这样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张伯苓在陪都重庆依然苦苦支撑着中国的体育和奥运事业的发展……
　　1949年，张伯苓坚辞去台湾，留在了大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伯苓称赞人民政府的各项政策，曾致电周恩来表示祝贺。1950年5月，他从重庆来到北京，受到周恩来总理的热情欢迎。
　　1951年2月23日，张伯苓因病在天津与世长辞，享年75岁。
　　在天津和重庆他所创办的学校内都敬塑张伯苓铜像，以资永怀。
　　从1908年，中国人第一次向世界发出呼唤奥运的声音，到1932年7月在美国洛杉矶第十届奥运会上中国运动员刘长春壮志未酬的孤独身影，从1984年夏天在洛杉矶的第23届奥运会上，雄姿英发的许海峰摘取中国第一枚奥运金牌，到2008年第29届奥运会在中国北京盛装登场，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走过了100年的风雨岁月，其间不知有多少人青丝熬成白发，又有多少心血和眼泪需要铭记，在祖国强盛的背后，是一代又一代炎黄子孙奋力拼搏的身影。
　　而这所有的一切，足以告慰张伯苓等为了中国体育事业和中华民族的崛起而付出毕生心血的人们。
　　当炫目多彩的礼花在“鸟巢”体育场上空竞相绽放的时刻，那不远处的云端，一定站着一位无比欣慰的老人，青衫依旧，颔首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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