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上师【怀念夏公及当年的师友们】

　　1995年初冬。郁风大姐来电：“夏公病危，速来京。” 　　我大吃一惊，此前，我全然不知夏公病了，怎么忽然就“病危”！怀着沉重焦虑的心情急匆匆赶往北京，祈愿他转危为安，希望在最后时刻能见一面。但，晚了，晚了。抵京时，老人已驾鹤西去。哀哉！痛哉！
　　
　　听“大人”们摆龙门阵
　　
　　认识夏公已半个多世纪，他素来是我敬爱的亦师亦友的文艺界前辈、老领导，失去这位可尊敬的长者，我深感悲痛。
　　初识夏公时，我才16岁。那是1943年2月的一天，重庆文化戏剧界同仁欢聚一堂。热烈庆祝戏剧节。重庆是抗战时的陪都，文化界人士云集，一流的编、导、演 比比皆是，天南海北，各路精英，济济一堂，好不热闹。当时，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目标――抗战，走到一起来了，人际关系特别亲切团结。这里没有什么等级高低大小之分，名流编导、大明星、大演员和一般凡人小人物小演员，似无差别，倒有一种有饭大家吃，有钱大家花，有烟大家抽的共产风格。那时若有大聚会，人人都会兴高采烈踊跃参加的。
　　那天的庆祝会，记得是在银社礼堂举行的，会场坐满了人，有许多许多用今天的话叫腕儿、大腕级的人物，我当时大多不认识，却早已仰慕。
　　我随同黄宗江、蒋天流一起进入会场。初到重庆，参加戏剧节盛会是件大事，我隆重地穿了绯红的新款大衣，很耀眼，很有光彩，颇受关注。有人在说：“这三位是从孤岛上海来的同行朋友，演员。”有人补充：“名演员。”掌声响起。当时黄宗江、蒋天流在上海早已是名演员，大名鼎鼎。我虽已下海，参加了中旅、中中、上艺等剧团的演出，实际只是个半职业演员，我15岁时，开始演艺生涯，在读中学的同时，做了个兼职演员。艺龄只一年多。
　　庆祝会进行了哪些活动，什么人讲了什么话，全无记忆。但，我却记住了夏衍。那是因为唐纳告诉我，那个文质彬彬，学者模样，带着很讲究的眼镜的，是夏衍，是名流，大作家，是重庆文化界的头面人物。他是从香港经桂林来这里的……正说着，那人朝这边看了一眼，礼貌地向我们点点头，我惊喜地得识这位大作家。夏衍，我在上海已闻名。读过他的《赛金花》，在上海看过英茵主演的这戏，我还读过他写的《一年间》、《愁城记》，能见到他，我感到荣幸、高兴。我当时特崇拜作家。
　　我来到重庆，是被父母派人“押送”来上大学的，明令：不许演戏，不准当戏子（他们把演员统称为戏子）。我姨母受托做我的“监管”人，负责对我严加监督、管教。幸而她是个名医，工作极忙，哪里顾得上监管我，挂名而已。
　　很快，我进了因抗战内迁的复旦大学，学校在北碚夏坝，离重庆市区很远，交通十分不便，但凡有机会，我便遛进市里，避开“监管”耳目，进剧场，看话剧，串后台，不亦乐乎；使我大感兴趣的，还有坐茶馆，也有时在咖啡厅，挤坐在“大人”们一旁，听他们摆龙门阵，摆的范围很广。茶馆里到处张贴着“莫谈国事”。可他们偏爱大谈国事，评论时政，骂当局，骂得高兴时便纵声大笑，还有人哼唱“茶馆小调”，“古怪歌”等讽刺国民党的禁歌，吓得幺师（跑堂的）连连打拱：“莫谈国事，莫高声！”煞是有趣。
　　他们谈得更多的是如何坚持进步戏剧，争取观众，谈剧本创作，和有关戏剧、演出的方方面面……有许多道理，我并不懂，但我崇拜、信任这些“大人”。而这些信任后来竟影响着我的命运，使我终身热爱戏剧、文艺事业。
　　那时我眼里的“大人”们就是夏衍、于伶、宋之的、郑君里、应云卫……这些大牌编、导、他们大都是三四十岁的中年人，比我大许多许多，对老宋、君里他们，我都称大哥，但对夏衍，我一直随着大家叫沈先生（他原名沈端先）。
　　他们各有特点：
　　老宋大哥性情豪爽，说话大声武气（大嗓门），他是编剧，编故事编得特别生动又那么神奇，讲述得非常吸引人，难怪都赞他有才华。他手快，写的剧本很多，《雾重庆》演出很轰动，可惜我没赶上。他说话一激动，便插腰、挥手，有点武将风度，像个侠客。
　　君里大哥是广东腔，他是个帅哥，是名导演，也曾是演员，谈起表演，非常认真、投入，开口闭口“史坦尼”，也谈丹钦柯，对这二位大师十分崇敬。那时，俄国戏剧大师，许多人都还十分陌生，他却早已潜心研究“史氏体系，”不仅广为宣传，且身体力行，听他谈史坦尼，特新鲜有趣。我还见过他排戏，他不在导演席指导，而是跟在演员身边活动，边自言自语，说着角色的内心独白，边指点，以此启发演员，很奇特。
　　应云卫，人称应老板，是个大忙人，他既是大导演，又是剧团的大管家，事无巨细，样样统管，一似当今的制片人。难得见他来坐茶馆（他当时在成都不在重庆），他一出现，气氛特别活跃，再有天大的愁事，他也是乐呵呵的。我听到过许多有关他的传奇故事，说他会变戏法，戏里缺什么，无论服装、道具……他一出马，总能变得出来，他“私闯民宅”，连整堂红木家俱都能从不认识的人家里借到，主人还会相帮着搬到舞台上来；他能在观众席里借到一顶戴在一位大老板头上的特殊样式的帽子，这正是戏里十分需要的；他能在大街上把人家手上的古老精致很有价值的手杖讨了来，作为特殊道具，这可是重金难能买到的啊！……他看中的，他就有可能弄到手，神得很。我曾好奇地问过他：“应大哥，你的戏法怎么学来的？靠什么绝招？”他苦笑着说：“靠我的三寸不烂之舌，会哄，会骗，我是个老滑头呀。还靠我的真诚的央求，明白告诉人家，剧团穷，有些东西自己做不了，又没钱买，只好求爷爷，告奶奶到处借呀！人家看我们可怜，也就发善心了。其实，这都是观众爱戏，对我们的支持。不好好多演些好戏，对得住观众吗？小妹妹，干戏不容易啊，苦啊！要吃‘交关’苦头（沪语：吃很多苦）！”应大哥对我讲这句上海话，我明白他的用意，我动心，记住了。
　　沈先生说：“谁曾见哪位能把‘真诚’、‘滑头’融为一体？应老板是第一人！滑头是表面的，真诚才是其本质。正因此，他才得以作出许多常人难以做到的事，剧团那么穷，解决最最重要的演出经费，那才更伤脑筋呢！他实在辛苦。”宋大哥摇着头叹曰：“真难为了，甜酸苦辣，个中滋味只有吞咽过的人才能领略一二。”“大人”们纷纷说：“谁让我们选了这一行哟！迷上了，摆不脱了”。“霉�，认倒霉吧。”说着苦却都哈哈哈大笑不止，真个是以苦为乐。这一幕，给我留下的印象，至今不忘。
　　后来，夏衍、于伶、宋之的三位名编剧集体创作写了一个以应老板为原型的《戏剧春秋》，由蓝马主演，惟妙惟肖，在舞台上再现了应老板，活脱脱一个应云卫，应老板。内外行齐赞蓝马演活了、演绝了应老板！这个剧写出了一群为新剧运动，九死无悔地行进在充满着荆棘的道路上，苦苦地坚守着戏剧岗位的动人故事。感人至深，使人震撼。造成极大轰动，一时传为佳话。
　　夏衍是我最崇拜的，他说一口浙江官话，语言丰富、表达能力强且幽默、风趣又亲切，他博学多才，在我眼里，他最有学问，大道理讲得透，小故事更吸引人。我特喜欢听他讲话，一次，不知为了什么事，什么人使他生气了。他动情地长叹说：“别以为人们现在不叫话剧演员戏子了，掌声多了。蔑视的目光还时时射向我们，我们自己必须自珍、自爱啊！有些人并不懂，走这条路多艰难，路还长着呢，松不得气啊。”我听懂了，也记得。他讲的哲理性强的理论我虽听不明白，也爱听。这或许就是对偶像的崇拜吧！当时 演出他写的戏最多，影响大，知名度高。他凝聚力强，通常是这些编导们摆龙门的中心。大家都分外尊敬他。
　　
　　张家花园65号
　　
　　后来我和他们接触越来越频繁越密切。 暑假时，我竟能避开“监管”控制，住进大大有名的张家花园65号。这里是抗敌文化协会所在地，是进步的文化名人聚居地，宋之的、王苹夫妇、史东山、华达妮夫妇，郑君里、黄晨夫妇……许多名流都住在这里，我挤住在君里、黄晨狭窄的家里，开心地度暑假。这里像个和谐的大家庭，你来我往，不分彼此，人们除伏案写作、读书外，也下棋、打桥牌、打沙蟹（扑克牌的一种赌法）。家家都很热闹，宾朋满座，夜深了，便打地铺。当时，这些名流的家，大多是一大间屋，既是卧室，也是客厅、饭厅，书房、写作室，还包括厕所（用布帘在室内隔一角落，放一花瓷的马桶），大家习惯了，随意在室内“厕所”大小便，有时，布帘后，坐在马桶上的客人一边解大便，一边和室内的人们仍在争论不休，男女客人，发言踊跃，臭味四溢也并不影响。没有人介意。这就是当时文化名人的生活。
　　我在这里最小，又活泼开朗，大哥哥、大姐姐们都喜欢我，不把我当外人，都叫我小沙漠，沈先生不住在此，和他接触少些，但也很熟，我知道他和其他人一样喜欢我，有时叫我小朋友，关系很好。宗江、蓝马、唐纳也是这里的座上客，他们和我是同辈人，叫我沙漠，不加“小”字，我对他们也直呼其名，有时他们玩笑地叫我“海派女郎”，因为我是从上海来的外来户。此外我还认识黄苗子、郁风夫妇、吴祖光、吕恩夫妇，叶浅予、戴爱莲夫妇，还有大演员、大明星白杨、张瑞芳……奇怪的是我除了和宗江、蓝马外，很少和演员们交往，却喜欢和比我大得多的“大人”们在一起，爱往“大人”中“扎堆”。
　　我那年17岁了，我下决心，将来，我一定要演戏，演好戏，好好演戏，当个好演员。我已深深受到这些文化师辈们和大姐姐，大哥哥们的影响了。
　　好景不长，终于，被姨母发现了我的行踪，她加强了监管，我被管制，难得进城了，和这些大哥哥、大姐姐来往便少了。和文艺界少有接触了。我无奈、我悲哀。
　　而后，我在复旦大学和新闻系的高年级同学黄中敬，相识、相知、相恋，不顾家庭的坚决反对，快速结合。这大大触怒了父母。得知他们要远道赶来捉拿我，不得不放弃学业，跟随已毕业的丈夫离开学校，躲到了昆明。没有和任何人打招呼，没来得及和关心我的“大人”们道声别，是偷偷出走的，颇像“逃婚”。（另一种意义的逃婚）。
　　一年后，抗战胜利，我们夫妇，由昆明回到重庆时，大批文化人士已纷纷南下东迁，“银社”、张家花园65号都已人去楼空，没能再见到夏公他们，憾甚、憾极。深悔自己当年不该不告而别，和自己十分敬爱的亦师亦友的“大人”们统统失去了联系。
　　
　　宋大哥的公道话
　　
　　1949年6月，我刚参加革命，在华大文工三团，那天我穿了新发的灰土布军装，正在大院练习打腰鼓，不远处，一位高大的解放军在注视我，大声唤我：“张坤权同志！”不待我回答，他走了过来，打量着我，热情地说“小沙漠，你长大了，参加革命了，文艺战士，很神气嘛！在这里好不好？”完全是当年的模样。那么亲切。我兴奋地拉着他手，跳着高喊：“哎呀，是老宋大哥，好，好，在这里太好了，可是，可是，我不会扭秧歌，打腰鼓，怎么办？”我依然似当年的小字辈，毫无拘束。他笑着说：“慢慢来，一定会学会的。”
　　他忽然问；“张玉麟是你父亲吧？我认识他。”我头一仰，一摆：“他是反动派，坏蛋！”
　　宋大哥两手叉腰，哈哈大笑，也还似当年模样，拍了拍我脑袋：“嘿，小左派！你父亲，我有些了解，解放前，我曾住在你家，和他长谈过，他算得开明人士，人也忠厚，是个好人，可能还是个清官、好官。”说完，正待走，又停下，说：“国民党上层人物，并不个个是坏蛋，并不是铁板一块，你父亲是可以争取的。”
　　老宋大哥迈开大步，走了。我懵了。老宋大哥怎么没有立场、原则？他的这番话，我不以为然，我在申请入团的自传中写了“母爱是伟大的”，挨了批：“反动阶级的母爱怎么能说是伟大的？”这是立场问题。因此入团泡了汤。这教训怎能忘！我认为宋大哥立场不对，但我没有汇报，我怕他挨批评。我后来听说他是解放军的不小的军官，原则性，党性很强。那时我不懂什么是“小左派”，以为是表扬我呢！
　　宋之的敢于在左比右好的年代这样评价我父亲，一个国民党高官。这是有风险的呢！半个世纪后，我回到温州，才知道父亲当年（70多年前）在温州府的四个县当县长时，在老百姓中声望很高，是有名的好官，清官，这是在县志中有明确记载的，现在可以查找到的。哦！爸爸是好官！我欣喜不已。不由得想起宋大哥，对这位可敬可爱的共产党人，怀着深深的敬意、谢意，为他说的那句公道话。
　　
　　再见夏公
　　
　　夏衍那时是上海、华东的文化首长，我是早已知道的，但从未见过，见到他已是分别十多年后了。
　　1954年，我从东北调到北京，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工作。剧院排演夏衍名著《法西斯细菌》，由洪深导演，我饰演香港小姐珍妮・马，戏份很少。
　　一天，文化部领导来看戏，夏衍莅临，他当时已是文化部副部长，国家高官了。演出结束，照例领导上台与演员见面，他依次逐个和演员握手并一一说：“演得好。”到我面前时，我心跳加快，以为他肯定认识我，我该如何应对。他伸出手，我跟他握手，他说：“演得好！”我定睛看他，他加了一句：“不错，不错。”我怔了：他不认得我了？
　　昨日的沈先生、今天的夏部长没认出我，我奇怪，我纳闷。其实我应该想到，分别已十载，我不仅形象变了，从16岁的胖乎乎的小姑娘变成了苗条的年轻妇女。姓名也变了，我已改用原名，他一无所知，太意外，认不出，完全可能。我当时却以为，官、民要保持距离，对高官，尤其要远距离。这可不是抗战时的重庆，文艺人自由自在，无拘无束，没上没下。时代不同了……
　　夏公竟始终不知道这件事。压根儿不知50年代他曾经近距离见到过我，还握过手。我也从未对他提起这事。
　　再见夏公是20多年后的事了。
　　那是粉碎“四人帮”后的70 年代中期，当我得知，夏公在文革中遭受残酷迫害，一条腿被打断。我立时写了封短信，问候、安慰，寄去了多年来对他的思念，我不知他的地址，就寄到文化部转，并不奢望回信。我是个爱写信的人。多年来的右派生涯，已习惯于断绝一切往来，少有书信往还了。
　　意外地，我很快收到夏公的亲笔回信，小型的牛皮纸信封，毛笔字书写，也是短信，说，非常高兴接到我信，问我多年来在何处？曾多方打听，无人知晓，有人说，去美国了，有人说，可能在香港……他还问起蒋天流的近况，他记得我和她是同时从上海到重庆的……他说多年不见，很想念。他不知，他其实见过我，且是近距离，面对面。他不知几十年来我一直被打入十八层地狱，是人下人。是大恩人胡耀邦主持平反冤假错案。我这“右派”才被解救。我没有在信中提及。他在信中也未提所受的苦难。这是封报平安的信。从此，和夏公开始了往来。
　　雨过天晴。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夏公老了，我也年过半百。
　　那时，我常去北京，每去，必去看望他。有人去京时，我也为他捎去青岛特产。我牵挂着他。后来我去京，在外孙女婷家住了好久，常和宗英、孟浪等老友去夏公家看望，老人见我们总是十分快乐，心情很好，去他家时，见他常常独自在自己的小书桌前读书，或伏案写作，他非常珍惜时间，是想弥补失去的十年吧？他却又极其欢迎老友来访，很喜欢和大家谈心，聊聊，他家似乎没有“门槛”，大门也随意开启，少有人挡驾，客人川流不断。这老人招人爱。大家关心他，他不孤独，不寂寞。
　　我和他有过几次交谈，但没有深谈，我很希望知道一些他受到的牢狱之苦，他的被打断腿的故事，他只字不提。我也从不诉自己的苦。不谈苦难，可能是当时普遍的心态。
　　有一次，我不知深浅地问起一件事，是过去有关他的一则传闻，他的回答使我吃惊，那么坦诚，那么真情，他说：“实有其事，我爱才，保了此人。我知道，会担风险。这事我调查过，事出有因，但情有可原，且并未造成恶果，是未遂事件。可以推一推，也可以拉一拉的人，我是要拉的，推过去，一个人可能一辈子完了，拉过来，命运可能大大改变，成为有用的人，才华得到发挥。我知道当时这事议论不少。”
　　我受到震撼，十分感动。不仅因为他过去不怕担风险相助、相救于人，更是因为他今天的坦诚，他是完全可以不回答我的，这事可能使他受过伤害。一般人会回避，他却正面回答，光明磊落。
　　
　　两次寿诞
　　
　　1988年秋至1989年春，我在北京住了很久。在这段时间里，我做了件“漂亮”事。这事使夏公高兴，也使翰老（阳翰笙）满意。每每想起，我心里便暖暖的，难忘。
　　那时，我住在翰老家，我应邀来他家作客。阳妈妈谢世后，翰老处在伤妻之痛中，形影相吊，终日孤坐读书报，很希望有朋友来谈谈。翰老和阳妈妈都喜欢宗英和我，可能由于我们在长者面前无拘束，谈话随便，能把快乐带给别人。如今宗英忙，来不了，便把我请了来。我来后住在这高官的深宅大院里，颇感不自在。这里不仅门卫严谨，且门槛高，凡人进不来。翰老是文艺界特别受爱戴的高层领导人，他素来平易近人。如今却门前冷落车马稀，少有朋友来往。
　　我奇怪地发现翰老和夏公，这两位老人间的关系大不同于过去，这文化界的两大巨头，交好数十年的老战友、老伙伴，为何陌生了，疏远了，互不来往了？这其中，不言而喻，有着隔阂、误会。熟悉他们的人，为此焦虑不安。我渴望能为这两位都关爱我的可崇敬的长者做些什么。我能做什么呢？
　　我没有正面介入，不去问究竟。我逐渐明白关键所在。翰老太需要新鲜空气，他听到的声音太单一，他的视野受阻……我努力做我力所能及的，翰老是明智的，他非常信任我，明白我所谈的一切都是为让他能多听到一些他不易听到的，兼听则明嘛。他听到许多不同的声音，感到新鲜，他明白了许多他想象不到的事情……我让他知道夏公的状态……
　　我的努力是有成效的。情况开始出现变化，事有凑巧，这两位老人一前一后迎来了寿诞。我意识到这有可能是天赐良机。临近夏公生日。我不经意地提起我准备去给夏公拜寿。翰老接着说：“你和铭华（秘书）代表我去祝寿。”商量着送鲜花和寿礼，完全出于主动。我大喜。
　　那天司机张起送我们到达时，我有意高喊着：“我们代表翰老来拜寿。”给大家带来意外的惊喜。夏公分外高兴，连说谢谢、谢谢。又亲切地拍拍我说：“沙漠，谢谢你。”我自然懂得这“谢谢”的含义。
　　翰老寿诞日，夏公派了秘书，女儿和孙女，送上鲜花礼物，好不热闹，翰老一直呵呵笑着。客人走后，他朝我竖起大拇指，道：“要得！沙漠。”
　　那些日子，我真开心！解冻了，解冻了啊！这可不是小事。我洋洋得意。几天后，夏公孙女小芸来看望我，她亲热地说；“沙漠奶奶，你真好，你做了件大好事，使爷爷和阳爷爷的关系大大改善，从疏远重新亲密了。真得感谢你，爷爷高兴，阳爷爷肯定也高兴。”我喜不自胜，说：“小芸，大家都高兴。这是我来这里后，做的最有意义的事。”
　　
　　一年后，因为娘病，我再度去美国探亲，在美国一住三年（那时老伴已在天上，我无牵挂）。虽然，这里有我爱的娘，和兄弟姐妹，我却深感孤寂，非常思念国内亲友，知道翰老已西去。没能送他一程，心里痛痛的，多好的老人，师长啊！所幸夏公健康状况尚好。甚慰。盼着早早能见到他。
　　归国后，一直想早些去北京看望夏公和老友们，都老了，夏公早已过90大关了，时不我待！不要留有遗憾，我时时想着这事，终因归来后家务、杂务忙碌不堪，迟迟未成行。一直到接到郁大姐电告“夏公病危”，我哎哟一声，晚了，已铸成大错。再相见只能在灵堂。
　　我怀念夏公。常常忆起当年亦师亦友的“大人”们，如今都已作古，老宋大哥早在1956年便离世了，君里大哥、应大哥都是江青一伙直接迫害致死的……料想他们在那个世界正在摆龙门阵，摆得欢，范围更扩大了，题材更多样化了吧？
　　往事并不如烟如梦。每忆及，一似时光倒流，那一个个场面，一组组镜头其清晰度倒像是全新拷贝，我依然是胖乎乎的“小朋友”，挤坐在“大人”们身旁，仰着头，神情专注地听他们说，听他们摆……
　　责任编辑何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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