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30年湘西影视叙事研究

【摘要】影视作品是传播民族文化的重要渠道之一，影视叙事学将影片视为富有含义的表述体。改革开放以来，湘西少数民族影视的主要叙事意象包括“剿匪”背景下的革命意象、湘西多元化的小人物意象、独特地域下的自然人文意象等；叙事框架主要包括“剿匪”框架下的主流化叙事、先见性印象下的群体化叙事、小人物命运的悲剧化叙事、群体猎奇心态下的神秘化叙事以及现代性矛盾心理下的他者化叙事。在对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少数民族文化影视传播的理性思考。

【关键词】湘西影视；叙事意象；叙事框架；少数民族文化

影视叙事学实际上是将影片视为富有含义的表述体，分析它的内在系统，研究其背后的话语生产机制。“所谓电影叙事学，即研究电影文本是怎样讲述故事的，它调用了哪些元素与功能，设计了什么样的布局结构，采用了哪些策略与手法，企图和可能达到何种叙事目的。”[1]本文关注近30年来湘西影视的传播现状及其发展，运用影视叙事学方法对近30年来的湘西影视进行系统解读，通过梳理湘西影视中的叙事意象、叙事框架，阐释其背后的民族文化精神和民族心理。最后通过对湘西影视叙事的归纳与总结，提出少数民族文化影视传播的理性思考。

一、湘西影视的叙事意象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位于湖南省西北部、湘鄂黔渝四省市交界处，是土家族、苗族、侗族、瑶族、回族等多个少数民族的聚居地，尤以土家族和苗族为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这片山脉纵横、河网密集、丛林密布的土地，孕育了丰富多彩而又特色鲜明的民族文化。因其崇山峻岭的地势，长期以来交通闭塞，加上历史上一段匪徒肆虐的时期，使其文化具有“神秘性”张力。在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历史背景的双重语境下，湘西题材的影视不断变换着形式和角度出现在各大荧屏银幕上。“‘影视湘西’是以湘西为表现背景，集中展现湘西的风土人情，以及湘西人的生活习俗、价值判断、情感方式与形态等的影视作品，但凡直接反映湘西历史、人物、文化、民俗风情等的影视作品，都可以纳入‘影视湘西’的范畴。”[2]近30年的湘西影视作品，其故事情节和叙事意象看似丰富多元，总体来说却又呈现出明显的类型化倾向。

（一）“剿匪”背景下的革命意象

湘西自明清开始匪患不断，逐渐形成一定规模。解放战争时期，在湘西进行了大规模的“剿匪”战争，它成为中国革命历史上光辉的一笔，至今仍作为湘西少数民族地区文化的一个重要标签，在有关湘西的影视作品中大为宣扬。事实上，湘西“剿匪”是一个历史与现实相勾连、事实与传奇相结合的巨大的民间故事集本。根据网络资源的不完全统计，近30年来，有关湘西的13部电视剧除《血色湘西》外，全都是以“红色革命”为背景或故事主线，讲述湘西“剿匪”的故事；17部电影中也有4部与“剿匪”有关。尤其是电视剧方面，不断重复着战争和革命的故事，掀起一轮又一轮的“剿匪”热潮。这些湘西电视剧中都必定出现湘西人民、土匪和共产党员等特定角色，他们以不断变换场景和方式的脚本上演着似曾相识的故事。可以说，“土匪”“剿匪”和革命事业是湘西影视剧中最重要的叙事意象。

（二）湘西多元化的小人物意象

相对于电视剧而言，湘西电影则呈现了较为多元化的观察视角，尤其是新世纪以来，主要关注各种小人物的生存状态，尤以孩子、女人、老人等社会中的弱势群体作为影视剧叙事中的主角。比如《湘女潇潇》讲述一个童养媳的故事，《烟雨长河》讲述一个烟花女子与命运抗争的故事，《红棉袄》则围绕红棉袄这个象征着美丽的道具呈现小女孩翠菊的一系列情感纠葛。这些小人物共同构成湘西影视的主体意象。这些群体所占有的社会资源及其话语权均处于弱势地位，影视作品给予其表达的空间，体现叙事者对这些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和极强的现实观照。电影市场之所以比电视剧呈现出更为多元的意象，不局限于剿匪意象，一方面是由于电影的教化功能明显弱于电视剧，而更多地被赋予娱乐功能或艺术价值。另一方面，电视剧更多地面向传统受众，如20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生、在电视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受众，他们对湘西的了解和认知多与剿匪故事相关；而在电影院银幕上播放的电影则面向更多的年轻人，他们本身就是在多元文化中成长起来的，因而电影的叙事话语也更为多元。

（三）獨特地域下的自然人文意象

湘西独特的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也是湘西影视作品的主要意象之一。优美的自然风光、独特的民族村寨、传统的衣着服饰、悠扬的山歌对唱、丰富的民俗风情，这些都是湘西影视作品必不可少的。电视剧《边城》呈现了民国初年湘西小山村的风土人情和美丽的自然风光；电影《归去来》的演员大部分采用湘西方言，使影片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芙蓉镇》《湘女潇潇》《那山、那人、那狗》等影视剧也都将温情故事融入湘西的青山绿水，表现对田园般湘西的无限向往之情。电视剧《血色湘西》中湘西竿子营的秀美山水、房屋建筑等直接展现了湘西桃花源般的田园气息；当地语言中的“逮”字，生动地传达出土家族人民的血性和爽朗；哭嫁、做媒送伞、端午节等传统习俗更是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电影《湘西僵尸王》和《湘西尸王》，都是以“湘西赶尸”这一典型民俗作为叙事背景。“赶尸”是湘西苗族独有的一种风俗，属于当地的巫文化。自清朝起，湘西“赶尸人”的传说就广为流传；今天，“赶尸”“巫蛊”等民俗文化传说已经被科学证实了非真实性，不过被后人添油加醋、以讹传讹，成为很多惊悚电影的原型，被影视作品夸张和塑造，导致今天对它的奇观化印象。湘西自然和人文景观的叙事意象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文化言说功能，它们为长期闭塞的湘西少数民族文化打开了一扇通向外界的大门，使更多的人了解湘西的民族文化和生活环境。

二、湘西影视的叙事框架

叙事框架是影视作品讲述或呈现某一故事情节的特殊角度、组织冲突的关系以及特定的表达方式，是叙事者把话语和观点附加在故事本身的方式。因而，叙事框架体现了叙事者的意图指向或者说影视作品的叙事功能。湘西影视剧主要通过以下叙事框架对上述叙事意象进行聚合。

（一）“剿匪”框架下的主流化叙事

湘西题材影视剧，尤其是电视剧的主要意象之一“剿匪”与“革命”，与少数民族风情和曲折精彩的“红色革命”历史背景相糅合，无不体现着当时的国家政治叙事框架，即讴歌战胜敌人的革命情怀，弘扬团结和睦的民族关系。可以说，湘西影视剧以“剿匪”为故事载体，突出表现少数民族热烈拥护国家的解放事业，反抗恶势力，追求民族团结、国家昌盛的宏大革命理念和主流意识形态。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发达与先进是国家意识形态着力突出的内容，与之相对的则是少数民族的封闭与落后。表现在影视作品中，或是将这一地区的民族文化从较小的时空维度放大到更大的时代背景下，作为主流意识导向的一种印证，比如解放军与土匪作为“正”与“邪”的符号代表出现，最终必然以正义战胜邪恶收尾；或是将较小范围的区域场景，转移到较大的社会场景中，将某一人物或某一历史事件移植到影视作品所选定的相关环境之中，比如《喋血边城》《血色湘西》中对辛亥革命、抗日战争的历史再现，以刻画这片土地与历史事件的特殊关系。影视作品的创作与呈现，必然离不开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但为了时代政治的需求而弱化或忽略文化内涵，则可能导致影视作品丧失其文化的内核和灵魂。

（二）先见性印象下的群体化叙事

湘西影视对湘西人民、土匪和共产党员的刻画存在先见性的群体化叙事框架，经过不断强化形成固化的群体形象。比如电视剧《血色湘西》中湘西山里人热情好客，民风淳朴，自己平时舍不得吃的米酒腊肉血豆腐，都会拿出来招待客人。共产党员童老师的独白里每次提到党交给的任务，都会庄重自豪地强调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这是千千万万像她一样的共产党员的代表形象。剿匪叙事中的土匪总是作为善良淳朴的湘西人民的敌人出现，承担了旧文明所有的黑暗面，凶残狡诈，恶贯满盈；同时他们又被作为政府的对立面出现，被镇压和征服。一个个血腥、残暴的镜头刺激受众的眼球，对湘西土匪的形象进行夸张化渲染，形成一种群体化的简单符号。这种简单的正邪善恶、文明野蛮的二元对立，是对各群体模式化先见的逻辑表达。议程设置理论提出，当媒介突出某一方面的信息时，人们便会更多地关注这一话题。传播者持续围绕“剿匪”这一线索讲述故事，仿佛湘西永远有打不完的仗，剿不完的土匪，导致受众对湘西的认知更多地停留在那段硝烟弥漫的剿匪时期，将湘西少数民族文化局限于偏僻封闭、匪气弥漫的落后山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湘西少数民族文化的丰富性与多样性。当代人对“土匪”的认识也只是停留在媒介塑造的扁平化形象——凶神恶煞、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反人民、反革命等，这些顺理成章地成了他们的代名词，而忽略了当时的时代背景以及土匪性格的多样性。这种刻板化的叙事框架使受众对湘西的认知产生偏差和扭曲。虽然历史上确有土匪存在，目前也依旧相对贫穷闭塞，但并不是遍布电视剧中野蛮、残忍的“土匪”。以往的传说和各类文艺作品使外界对湘西存在一定先见性的文化印象，影视作品则为了迎合受众的已有观念或政治诉求，对人物进行了更进一步的极端化或扭曲化，使这些群体的形象在湘西影视的符号建构中得到进一步的强化，从而形成一种固化的文化符号。

（三）小人物命运的悲剧化叙事

湘西影视中的另一个主体意象——小人物的故事多呈现出悲剧性的叙事风格。所谓悲剧叙事风格，是指影视剧具备个性鲜明的悲剧人物，完整的悲剧情节或尖锐的悲剧冲突。湘西影视剧的悲剧风格首先体现在其叙事主体上，孩子、女人、老人等社会中的弱势群体是湘西影视作品所关注和表现的重点；其次体现在这些小人物的悲剧性命运上，传达出面对政治、传统、社会的压力与无奈。这种悲剧化的敘事框架，营造了一种沉重感与压抑感，承载了叙事者对善良淳朴的湘西人民的赞美和关注，但不断上演的小人物的悲剧故事也把湘西刻画成一个贫穷、落后、充满压迫的地方。

（四）群体猎奇心态下的神秘化叙事

作为巴楚文化的一支，湘西文化受巫文化的影响极大，诸多神秘的民间宗教信仰和传说已经流传几百年，巫蛊、辰州符、赶尸等极其独特的巫傩文化是湘西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直到今天，这一文化依旧根植在一些少数民族的信仰中，“几乎有近75%的苗族人相信有蛊，相信蛊婆有她们放蛊的秘诀”[3]。尽管“赶尸”在现代人们看来或许是诡异、离奇的迷信事件，但它作为一种象征符号，是湘西民俗文化和宗教文化的表现形式，也是湘西少数民族强烈的落叶归根、回归本土的意识体现，表现一种“以追求现实幸福为目的、积极的人生观”。然而，不少湘西影视剧却给这种独特的宗教祭祀文化加入了奇异邪魅的元素，对这种极端的宗教祭祀文化进行“神秘化”叙事，将其神秘化为“奇风异俗”予以呈现。这种对民族习俗的异化是在群体猎奇心态下对传统民俗神秘化叙事的表现。浓墨重彩地渲染神秘的巫术文化，使得巫师赶尸、蛊妇放蛊变成奇异惊悚的传说和人们追逐趋魅的热点，这样以讹传讹，加重了好奇的人们对湘西神秘性的窥视，而背后反映的民族心理和宗教文化却被忽略或曲解。长此以往，这样的文化偏向与审美倾斜，将导致湘西传统民族文化的错位，不利于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甚至可能因为人们认识的不全面或偏见而拉远外域对湘西的认同感，甚至造成少数民族的文化自卑感。

（五）现代性矛盾心理下的他者化叙事

湘西影视剧以剿匪剧和田园剧两大剧类最为盛行：它时而是自然环境优美、民风宁静纯朴、民族风情浓郁的“世外桃源”；时而又是战乱不断、匪患泛滥，与现代文明严重脱节的蛮夷之地。“湘西的影像被建构成为一个矛盾的综合体，一面是野蛮，一面是温柔；一面是残暴，一面是善良；一会儿是世人避之不及的蛮荒之地，一会儿又是人人趋之若鹜的梦幻田园，两个极善极恶的世界在同一处叠印。”[4]这种遮蔽湘西的真实性与现代性的自我分裂似的拼接，承载了中国民众对现代化进程的矛盾心理：在对现代化前景的追寻和描绘的同时，却又在潜意识中对现代化带来的问题充满不满与担忧，个体寻根的乡愁意识越来越强烈。表现在影视作品中，一方面湘西少数民族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他者”，是贫穷、落后、蛮夷的代表，现代文明是历史的要求也是国家发展的需要。因此剿匪剧中革命者的伟大形象和被赋予的革命任务在主流文化和政治意识里一遍遍被赋予合理性和正当性；而另一方面，随着全球化和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许多民俗文化、民族传统已逐步被现代生活方式所取代，少数民族宗教失去了其原有的神圣感，甚至被现代理性斥之为迷信，民族文化和原本的质朴精神似乎也在逐渐变迁、没落。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模式被打破，人与人之间的真诚与善良受到冲击，传统文化风俗和信仰遭遇瓦解。湘西影视实际上是在这一语境下通过对“他者”的叙事，寄予了人们对民俗文化的担忧与田园生活方式的向往。

三、湘西影视叙事的理性思考

纵观近30年的湘西影视发展，数量上有了一定增加，叙事意象和主题也逐渐变得多元，但同时一些局限性明显的“传统”思维仍长期未变。信息时代的湘西影视传播，应摒除其选材的猎奇性，将厚重的历史文化与现代化叙事融合在一起，推进少数民族文化特色的传承与传播。

（一）增强湘西影视作品中的现代化叙事

近30年的湘西影视或被尘封在过往的历史烟云中，或聚焦于“世外桃源”里的小人物的悲情故事里。大量“红色湘西”“匪患湘西”“田园湘西”中难见现实题材的影视作品，大多数停留在过去时态，给外界留下一个脱离现代文明的湘西形象。事实上，湘西除了古老的山水人情、历史故事，它的现在同样精彩，例如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的矮寨大桥、具有“中国科罗拉多”美誉的德夯大峡谷、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首先借力飞机特技穿越开发的天门山旅游等都成为现代湘西的标志，可作为湘西现代文明的观察视角；湘西现代化的建设成果、时尚化的人民生活、新型的民族关系、文化传统与现代文明的冲突等都可以为影视创作提供充裕的题材。[5]随着时间的推移，民俗文化也在不断的变化中适应变化着的社会环境和生态环境。湘西的过去是一座影视“富矿”，湘西的现在也同样值得书写。因此，影视剧制作者当关注湘西新变化，增强湘西影视中的现代化叙事，力求反映一个现代的、真实的湘西，展现出更丰富、更具生命力的文化内涵，而不是一味地在历史中寻求慰藉。

（二）真实再现少数民族文化的多元叙事

湘西独特的少数民族文化为影视剧提供了丰富的故事素材和拍摄背景，影视剧则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和传承起到了不可忽略的作用，二者共生互赢的关系须以真实再现湘西少数民族文化的丰厚底蕴为基础，这样才能将少数民族文化发扬光大，这也是保证湘西影视作品质量最重要的前提。历史上，政府、解放军对解决湘西匪患功不可没，湘西人民的勇敢不屈、不卑不亢值得称颂。湘西文化所蕴涵的民族特色、文化情怀体现在每一首湘西民歌、每一支民族舞蹈以及少数民族群众的节庆仪式与日常实践的点点滴滴中，因此，影视传播不必仅仅借助对“巫蛊”“赶尸”这样单一的文化符号的夸张渲染博人眼球，忽略更为广阔的民间民俗文化。揭开湘西的神秘面纱，还原文化的真实形态以及背后的深层信仰；同时注重文化传播形式的创新，刻画人物多元化的真实人性，是传播和传承湘西少数民族文化的根本之道。从某种意义上说，湘西文化中彰显的民族性、历史性、传统性，才是少数民族文化独特性的代表。

（三）树立民族文化传承的责任意识

减少大众对湘西民族文化的误读，使影视传播真正成为传播少数民族文化的桥梁，首先需要影视创作和制作人员树立民族文化传播的责任意识和文化自觉。少数民族文化作为我国传统文化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面临多方面的冲击及异化，保护和传承少数民族文化是媒体的职责。因此，影视制作者应具有主动承担传播少数民族文化的责任意识，而不仅仅是将湘西文化作为增加电影噱头的卖点，将湘西影视作為获取既得利益的工具。从影视传播的角度来说，影视制作者当对少数民族文化有充分的了解和认知，通过拍摄前的实地考察、采访取证等，尽可能还原少数民族语言与民间民俗特色，减少编码过程中的文化偏差；在对民族文化的解读中尊重民族文化的原生态和多样性，保护民族文化的完整性，观照其民俗风情形成的历史和人文背景，避免对少数民族文化做千篇一律的模式化解读或为了政治诉求的偏向性呈现；拍摄过程中要在深刻理解和充分尊重少数民族文化的前提下，杜绝一切恶意污损民族文化、伤害民族情感的事情发生，避免使其沦为肤浅离奇的“异俗”。

（四）加强少数民族自身的主体叙事

民族文化经过时间的积累逐渐孕育而形成，它涉及一定的地域和相关人群，是一个复杂的有机整体，割裂其中的任何一部分都可能产生理解上的偏差。虽有沈从文这样的湘西本土作家以及邹亚林这样土生土长的湘西导演，也有谢晋、谢飞这样的优秀导演，但不得不承认，湘西影视的创作和拍摄者大部分都不是湘西人，很多制作者既没有对湘西历史传统的深入了解，也没有在湘西人文风俗之下的生活经验，更没有对原生的民族文化的情感体验与文化认同。因而常常呈现出“他者化”的叙述框架，引导和建构了人们对湘西的想象方式。事实上，如果总是通过别人的镜头诉说自己的故事，总是作为“他者”被拍摄和被建构，那么被误读和被窥视也是很难避免的。因此，促进少数民族以主体身份进行自我表达和建构，站在湘西人的角度向外界展示湘西文化和民众的真实感受，是传播湘西少数民族文化值得重视的重要方式。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传承体系研究”（编号12﹠ZD018）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李显杰.当代叙事学与电影叙事理论[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9（6）.

[2]庹继光，王炎龙.“影视湘西”的符号呈现及开掘[J].中国电视，2013（11）.

[3]陆群，谭必友.湘西苗族巫蛊信仰生成之剖析[J].怀化师专学报，2001（3）.

[4]王敏，张旺.想象“湘西”的方式——“湘西”符号的影像建构及其文化意蕴[J].贵州民族研究，2008（5）.

[5]庹继光，王炎龙.“影视湘西”的符号呈现及开掘[J].中国电视，2013（11）.

（高卫华为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贾梦梦为中南民族大学2014级传播学硕士生）

编校：郑 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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